雪灾引发的思考

同时更值得深思的是，即使事态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对此的反思仍显不足或者根本没有。最典型的莫过于灾害新闻报道方面：公众要求更多的知情权，而我们的媒体在把握方向、及时报道等方面虽基本令人满意——特别是广东媒体，在这场灾难中不隐瞒、报道及时准确、覆盖面广，甚至其他受灾地区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也要引用广东媒体对该地的报道——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新闻报道的“宣传性”仍大于“新闻性”。这种新闻管理思路上的落后显然是来自权力管制的习惯性思维。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相当的混乱。

这几年，所谓“百年一遇”的灾害性天气频繁发生，说明我们的生存环境正在悄悄然而却是难以逆转地走向恶化。可以想见，抵御频发的自然灾害将会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单纯一场灾害可以指望政府来解救，而抵御经常性、频繁的灾害可能就要靠社会自己的动员和自救能力了。而中国应对大规模灾害事件过程中从组织管理到沟通协调上的不适应，却集中反映了中国经济现代化与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匹配。而这些问题决非通过“领导重视”“权力集中”“宣传教育”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更深入和广泛的公民社会自治网络和公民道德习惯的养成，以及建基于此的政府行政方向和行政能力的改善。

冰冻灾害天气还在持续，也许在几天后它会得以缓解，火车站混乱的人流也终将散去。但我们的问题是：下一次的灾难何时会来？可以想见，类似的由自然灾害所引发或者放大的社会问题的情况会在可见的将来层出不穷。而要解决这类问题，不是仅仅在环保领域内做出努力就以做到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政治文明的建设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考虑，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努力不能直接阻止自然灾害，但它会使我们在面对同样的灾难时更有力量，生存的机会更大，受的损失更小。在现代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动员能力的加强，建设现代社会和现代政府，当是这个民族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之所必须。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市民》杂志副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南风窗》《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学术期刊和平面媒体发表文章数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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