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巴厘时代的悬疑

发展权和气候安全一向被认为是解决气候问题的一对矛盾。尽管，将来还有机会，例如IPCC2013年将会发布其第五次评估报告，旧事还会重提，甚至更加紧迫，但是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话题还将继续，最终的解决方案仍然悬在空中。

IPCC报告中指出，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应对措施，目前至2030年的全球排放将增长40%-110%，在新增排放量中，发展中国家将占到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发展的起飞阶段，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且近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制造业正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中国2006年较2002年出口额增长1.97倍，出口隐含能源增长1.79倍。

在气候制度研究中现有的一些颇具影响的提案，目前都没有得到发展中大国的响应。

发展中国家依据历史经验提出，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排放趋势往往是达到某一个顶点，当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其人均排放自然会降低。因此，应当允许发展中国家经历这个过程，然后再与发达国家在未来的某一点上会合。

多年的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权利必须被明确、具体地规定下来，否则一个保障全球气候安全的气候制度将很难出笼。发展中国家需要多少发展空间，保留多少发展空间是公平的，目前尚没有令人信服的方案。因此，在后巴厘时代，我们仍然需要不停探索新的方案，这是对人类公平和责任的哲思的挑战。

作者简介：喻捷博士，德国伯尔基金会顾问。曾多次作为NGO观察员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相关国际气候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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