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德：中国人管理的社会学解读
时间:2007年12月14日 作者:商界评论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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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他发现中国人谈管理，重点不在战略、流程、规章，而在做人做事的道理。学会做人的道理，是中国人管理智能的起点。
为什么中国文化会孕育这样的管理模式呢？罗家德从本土心理学、社会学出发探讨这些中国人管理智能从何而来，再以西方管理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诠释这些中国管理智能的特质。
相对于西方的团体格局或社会类属格局，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相对于西方人的普遍主义道德观，中国人的道德观是特殊主义的；相对于西方是法治秩序的社会，中国人维持社会秩序主要靠礼治，在礼治传统之下，中国社会的权力来源不来自于制度，也不来自于个人魅力，而来自于“知书达礼”的教化权力。另外，中国人的组织是以“家”为中心，把“家”的概念推而广之，而成为企业或单位。这种自组织起来的“家”自古成为地方的“宗族”，“宗族”的发展使得中国人有着很强的自我组织能力。
而这些特质对中国人的管理智能产生直接影响。
首先，中国人遵行关系主义或特殊主义的行为法则，人情交换与经济交换混而合一，所以长期伙伴关系与其关系管理总是中国人管理智能的核心，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的网络式经济与网络式企业。所以中国的企业家管的不只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商业网络，要懂的不只是将兵之道(管理人员之道)，更要懂将将之道(管理人才与人物之道)。其次，差序格局使得中国式领导由内而外形成第一层是亲信，第二层是班底，第三层是干部的管理团队，以领导为核心因关系远近而层层向外，各负不同的领导职能。第三，中国式领导保持家父领导的风格，需要恩、威、德三者并济。在企业之外，企业领导也喜欢将长期的或有潜力的生意伙伴拉近关系，如同拜把兄弟一般，学理上称之为“熟人连带”。第四，中国人十分擅长自我组织。在企业内，中国式领导也要懂得运用中国人的自组织能力，建立利润中心制度或内部创业制度，以鼓励员工自组织，自行解决问题。最后，中国人的管理智能要谈到教化为主的权力，这使得中国式领导除了监督、奖惩之外，还要重视以身作则与说理教化。
这些成果，都汇聚在罗家德教授的最新著作《中国人的管理智能》中。
礼在现代企业中的意义
在台湾工作期间，罗家德教授先后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东海大学和元智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2003年下半年，罗家德教授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邀请，教授社会系硕士班“社会网分析”一课，同时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班的“组织理论”课程，这段教学经历，让罗家德教授深感本地学生优秀可造，因此于2005年9月转赴清华大学任教迄今。
2006年，有感于国内社会网研究同好甚多，但相关研究散布各个学界，影响力受到限制，罗家德教授和数位热心学术推广的同好筹组了“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筹)”，为相关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运用社会网研究于中国式管理，罗家德教授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现代企业管理能吸取其精髓。在现代公司中，法是制度、公司法规以及工作流程，是西方管理学的核心概念，对中国公司的善治之道非常重要。但中国的传统是礼治，礼在现代企业中又如何表现出来呢?
关系运作的原则要靠礼治，教化说理的背后也是礼治，中国礼治秩序展现的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礼可以理解为企业文化。它必然包括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道理，才足以维系一群中国人的工作秩序，所以儒家的伦理精神必然包括在内。
罗伯特·布鲁斯·萧在《平衡信任》一书中指出五类企业文化可以建立公司信任：建立共同愿景、建立共同价值、发展家庭式的关系、容许员工在创新中犯错、创造生命共同体的体认。而罗家德教授依照中国国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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