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黑社会化”管理(晋商真相之上篇)
日升昌的雷履泰晚年,大权独揽,不可一世。一些趋炎附势的手下,提议给他在总号建一座纪念楼,楼中间得挂一块匾,有人建议写“经营有方”,有人建议写“日增月盛”,这些都不中雷履泰的意。有个年轻的伙友,提议写“拔乎其萃”四字,雷履泰正中下怀,哈哈大笑。不久,雷履泰给了这个提出“拔乎其萃”的伙友身股两厘。曾经号称山西票号“独门武器”的身股制度,照样沦落为领导者个人喜好的玩物了。
一个严密控制的组织,必然导致自闭,而这种自闭将给它带来灾难。例如,最初制定三年不准回家的规定,是受交通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可是,后来火车、轮船方便了,票号总部不顾各地员工的苦苦请求,仍然固守这一陈规,导致人才的大量流失。
号规中写着要“勤俭朴素”,可是早已如同虚设。日升昌开封分号的经理邱泰基,能说会道,善于应酬,与开封的巡抚、藩司结为拜把兄弟,出入衙门如同自己家里。有一年,他从开封回平遥总号,从河南起身,坐的是绿围四抬大轿,前面派一人骑马,一路耀武扬威,如同大官。到了平遥的洪善驿站时,驿站的人以为是大官来了,连忙报告平遥知县,知县带着三班衙役出城门迎接,一看才知道是日升昌的一个分号经理而已。这位邱经理,并没有受到所谓号规的任何处罚,还从开封调到了上海当经理。
“黑社会化”的管理,往往立竿见影,马到功成。领导人的魄力充分体现,一呼百应,哪怕刀山火海、枪林弹雨也要上;下属们也充分沐浴在领导的英明和恩泽中,“把信送给加西亚”。然而,“黑社会化”往往有效果,却没有效率;有速度,却常常弄错方向。晋商后来的历史表明,正是这种“黑社会化”的“高效”、集权、统一领导,使得凭着大掌柜的一句话,就可以否决无数部属的正确提议。例如,在1908年蔚泰厚各地分号的少壮派,纷纷上书谏言顺应时机开办银行,大掌柜毛鸿翰认为这是有人想借机夺权,断然拒绝,断送了票号的活路。
山西票号的“东掌关系”,更是广为传颂的优点。东家全权委托给掌柜,掌柜不能过问业务。这种“东掌关系”居然是公认“优点”,这实在是巨大的黑色幽默。一个不尊重股东、一个惟经理是重的企业,也许会有短期的辉煌,但绝对不会长远的生命,这是整个西方管理学的根基和“天条”,谁违反这个“天条”,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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