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副院长张国华：播种教育，收获品牌
张国华：双方政府到目前为止总共投入了5亿元人民币，占总投资的10%。其中欧盟每年提供给我们的费用是2000万人民币左右，上海市政府则提供了我们校园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的部分费用。
从明年起，双方政府将不再追加投资，主要由我们自己解决发展资金问题。未来可以预见的投资至少包括：我们希望在北京建立自己的校园，大概需要2亿元人民币；为保持持续发展能力，我们还希望建立若干个研究所；同时，为保证教学质量，我们还打算增加40~50名具有国际水准的全职教授，报酬也与欧美顶级商学院没有区别。至于资金来源，除了前面的政府投资，主要就是学费（目前占到了85%）、公司赞助等。我马上就要去美国访问一些运营非常好的商学院，学习他们的基金组织与管理经验，回来后考虑成立我们中欧的基金管理机构，为学院的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来源。
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中欧
《公司》：有人把中欧比做管理教育领域的深圳特区，它的成功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也是与体制上的优势密不可分的。请问，这种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否有代价？
张国华：一开始，双方政府就在协议里规定，中欧享有充分自由的办学体制，在聘请教授、课程设置、招生、外事等方面都享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权利。没有这些作保障，我们是不可能把中欧定位于国际顶级商学院的，更不用说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了。
在管理架构设置上，中欧也兼顾了效率和效果。最上面是董事会；接下来是管理委员会，以双院长制为基础，是日常主要的执行部门；再下面是公司顾问委员会，主要由赞助公司和社会名流组成；最后还有一个学术委员会，主要由欧美著名商学院的教授组成，为教授的聘请、课程的设置和学生质量把握上提供专家建议。这种体制外的自由当然是有代价的，它意味着我们必须自己去寻找学生，自己解决大部分资金，同时还要面临社会的不理解和不接受，我们的学位到了2002年才被国家正式认可。
《公司》：中欧无论是管理层还是教授层，都是典型的国际团队，既有中方人士，也有外方人士。沟通中的冲突是否不可避免？最大的冲突是什么？如何解决？
张国华：沟通中的磕磕绊绊在所难免，因为文化不同、观念不同、对中国问题上具体的理解也不同。比如，美国的商学院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得比较深入，投资也很大，欧洲在这方面差些，他们更侧重教育。中欧有自己的使命，就是通过教育与研究并重，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企业改革提供大量的有用人才和具有指导意义的观念和理论。我们不但要像欧洲一样去做应用教育，还要像美国一样做理论研究。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存在一些分歧，但这种分歧在目前阶段对学院不会有大的影响，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和中欧自身的发展，这方面的分歧会越来越小。第二个分歧就是对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的了解，也就是市场敏感度方面。中国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有上市公司，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管理环境，这就要求对这些企业的管理层的需求有非常充分地了解，并为他们提供符合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但外方人士也有很多优势，比如对跨国公司运行情况的了解等。充分的沟通和一票否决制可以在一定程度弥补这种差距。
《公司》：中欧能做到今天的水准，得益于哪些方面？
张国华：一是有一个灵活的办学机制，可以完全按照教育和市场的规律去办事；二是从一开始就有准确的定位——国际顶级商学院；三是坚持，始终坚持最初的定位；四是尊重市场，以客户的需求为出发点；五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府的支持。
《公司》：现在管理教育的竞争日益激烈，李嘉诚投资的长江商学院就直接将目光瞄准在了中欧目前所处的位置，中欧打算如何在竞争中保持甚至提高自己的地位？
张国华：我们欢迎竞争，竞争能促使我们更加努力，也只有大家一同努力，才能把市场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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