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如何建立信任（下）

　　信任的实现机制

　　最容易想到的一点是，我们用合同的办法：双方事前签一个合同，如果你骗了我，由法院惩罚你。比如说，你因为骗我多赚了5，但我把你告到法院，法院罚你10或8，这样，预期到惩罚大于欺骗所得，你就不会选择骗我了，我就会信任你了。这就是法律机制。法律机制在许多交易中对建立信任关系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实中，合同是非常不完备的，要建立这样一个合同经常是不可能的，因为未来将发生的许多事件在签定合同时是难以意料的，欺骗和非欺骗之间也常常没有一个清楚的界限，获得欺骗的信息成本非常高，即使双方都知道欺骗行为的发生，但是到了法院面前，施骗者不认错，受骗的一方很难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你骗我了。我们知道法律判决是要讲究证据的，没有证据法律是没有办法判案的。所以证据的负担加给谁是非常重要的产权(成本)分配。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除非你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这就很困难，所以就很容易把你串为反革命。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谁主张谁举证，我说你是反革命，首先要拿出证据证明你是反革命，如果我不能拿出证据，你就不是反革命，所以我们不再担心别人指控自己是反革命(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罪名了)。法律把举证责任的分配分给谁就是谁的负担，所以，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有必要很好地研究。在医疗事故的法律纠纷中：通常是由作为被告方的医院举证，而不是由作为原告方的病人来举证，因为病人举证太困难，他缺乏专业的知识，也缺乏获得信息的渠道，而医院具有这样的信息优势，所以一旦出现了病人控告医院医疗事故，应由医院证明自己没有责任，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叫举证倒置。由于证据获得的困难，如果我们要靠合同维持这种信任的话，可能会非常困难，所以信任的建立一定要有其他的机制。

　　第二种是感情机制。感情机制也就是偏好的内在化，如果一个人的效用函数中包含他人利益，比如说，别人过得越幸福，我就越高兴，意味着我把别人的利益内在化为自己的利益，我关心他是出于对我自己的关心。有了这种偏好，我就可能不会骗他了。在刚才举的例子里，如果职业经理人对企业家的感情系数(关心程度)超过0.5的话，他就不会骗企业家了，因为如果超过0.5，欺骗使企业家亏了5，对经理人来说等于亏了2.5，自己赚了10，两项加起来是7.5；如果经理人诚实的话，企业家赚了5，对他来说相当于赚了2.5，自己赚了5，加起来也是7.5，这样他就不会骗你了。所以，感情因素对信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感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血缘关系，一般来说，基于生物基因的原因，血缘关系越近，感情越深，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是亲近的关系越值得信任。我们说家族成员比非家族成员更值得信任，就是这个意思。当然，除了血缘关系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影响人们之间的感情，比如说，两个人相处的时间长了，就会建立起一定的感情，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就会增加。感情也可以通过其他的社会化活动来培养，培养感情也就是培养信任。

　　建立信任的第三机制是信誉机制。信誉机制源于重复博弈，在多次重复博弈中，人们更多考虑的是合作的长期收益，而非短期的一次性好处。如果有更多的机会进行长期合作，人们就更有可能放弃短期利益诱惑，因而相互之间就更有信任。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算出来如果重复博弈的可能性(或者如果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经理人的耐性程度)超过0.5，经理人就不会欺骗企业家，企业家就会信任经理人，即使没有法律的制裁，也没有感情因素的存在。当然，我们知道，长期的交往本身又会增进相互之间的感情，所以重复博弈从信誉和感情两个方面有助于信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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