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人才观与企业的人才管理
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将苑•知人性》中指出：“夫知人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据此诸葛亮提出知人识别人才的七条标准：（１），“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有意用是非去试探他，看是否有坚定的意志和高尚的情操；（２），“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用言词论辩来同他辩论，看他是否有应变的智慧；（３），“咨之以智谋而观其识”，即向他请教智谋，看他是否有真知灼见；（４），“告之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他有祸难，看他是否有敢于赴难的勇敢精神；（５），“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即用酒把他灌醉，看他是否失态而丧失人的本性；（６），“临之以利以观其廉”，即用利去引诱他，看他是否廉洁；（７），“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限期叫他完成某件事情，看他是否守信用。诸葛亮用人的这七条标准来考核人的品德，识别人才，同样具有参考的价值。
知人在于用人，用人务必要考其德之善者。唐代魏徵说：“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大。”诸葛亮也强调用人重在德行，他说：“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诸葛亮总结东汉和西汉兴亡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宋代司马光也十分强调“德”的重要性，他指出：“德者，才之帅也。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历来的经验都不主张用小人，用小人其害甚大。诸葛亮指出：有八种人不能用：“一曰，贪而无厌；二曰，怀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决；六曰，荒淫酒杯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礼”。在关键的时刻用人不当或用人不合理，都会给企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不可不慎。
其次 ，知人最重要的是德行，当然也不能忽视人的“才”，德才兼备才是优秀的人才。一个企业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要有各级的和各个方面的管理人才，要有产品的研制和开发的科技人才，要有原材料的采购人才，产品的推销人才，公共关系方面的人才等等。不同方面的人才需要不同的才干，应该有不同的要求。“才”主要在于智力和经验。人的智能是有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别。
智商（LQ）是测定一个人智力水平的数值，它的数值等于智力年龄除以实足年龄，再乘以100。智力商数越高的人，他的聪明程度就越高。全体人口的平均智商为100，世界人口有一半左右的人的智商数在90与100之间；68％左右的人，其智商数在85与115之间；14％的人。其智商数在70与84之间；还有14％的人的智商在116与130之间，智商高于130和低于70的人，各占人口的2％。智商在120—140以上的人为天才。低于70的人一般又分为三类：50—70的人称为愚钝，25—50的人称为痴呆，25以下的人称为白痴。总智商高于100的人其表达能力往往超过操作能力，总智商低于100的人往往操作能力超过表达能力。普遍人的智商在90—110之间。智商的高低是量度一个人能力和可能取得成就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它还需要社会实践经验、客观环境、个人品质、勤奋程度等等。了解一个人智商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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