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通讯，青睐本土人才
时间:2007年02月05日 作者:佚名 点击:
加入收藏 21世纪经济报道
1世纪》：你刚刚去了一趟泰国，国际化还是你跟进的核心问题吗?
侯为贵：我现在的位子是董事长，董事会的职能公司章程都有明确规定，我的定位非常明确，主要是一些重要经营决策。要能够很好履行职责，我就要对市场的情况有了解，否则决策就是一个很虚的事情，对股东和投资者来讲也是不负责任的。
《21世纪》：联想并购IBM后引进了一位国际经理人，中兴通讯是否也会在未来的国际化中引进更多的国际型人士，高层管理者中会出现海外的职业经理人吗？
候为贵：引进国际型人才是肯定的，企业要发展，各个阶段人力资源的定位都会不一样，规模大的，人才层次也要相应改变。我们会适当引进一些外来人才，这是好事，会给企业带来新的思想，但主要还是要靠企业内部的培养。我们海外机构也有本地的人才，营销的代表处的管理级别不太高，但在海外研究所的最高层面，已经由本地化人才担纲。
《21世纪》：去年中兴业绩不错，你觉得现在可以放心了吗？
候为贵：企业没有放心的时候。如果说我在这个位子上的话，我可能不用去操心，作为企业领导人永远不能放心，这个企业什么时候都是有危机的。危机感不强的话，企业很快会走下坡路。
国际化现在是中兴最大的增长点，我们现在做人力本地化，那就存在人力资源融合的问题，应该说还没解决得很好，人才本地化应当是中兴国际化发展最大危机。其实所有企业都是这样，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他也要靠本地人才做大量工作。
没有“弯道”的长跑
《21世纪》：海外市场开始收获、新一届董事会换届、H股发售、产品转向终端这些重大的变化都发生在2004年，从企业发展规律来看，你如何看待中兴这一年的这些变化?
侯为贵：这其实是中兴多年的积累，比如手机，1998年我们在上海就有个团队在做，现在中兴手机的研发力量在国内还是很雄厚的，国内做手机研发的有一半是中兴出去的；至于H股，也是做了很多年的，只不过前两年落单了；国际市场我们做了十年，去年规模增长得多一些。这些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只不过2004年在外界看来明显一点。
《21世纪》：中兴总是很走运，电信市场低谷时，你们抓到了联通的CDMA和中国电信的小灵通，现在小灵通滑坡了你们的国际化又做起来了，有人提出过与中兴有关的“弯道抢跑论”，称你们是机会主义者。
侯为贵：所谓弯道的观点，是大家“通俗化”的比喻，实际上市场不是那么简单的概念，它与运动场是完全不同的：弯道对每个运动员来讲都是一样的，弯道的时候大家速度都在减慢。而市场不一样，通讯行业在2000-2002年时由于泡沫影响，全球下滑，在这种环境下，有些企业可能抓住了一些机会，增长得快一点，比如三星，比如我们；但是同样的市场，不同企业有不同境遇，比如朗讯和北电，他们在2000年时，经营上非常冒进，不收钱就把货放出去，造成了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亏损，股票也从每股六七十美元下滑到一美元。
应该说每个企业在面对同样的市场，特别是在市场环境困难的时候，机会是不相同的，而运动员跑弯道时，大家机会都是一样的，都是跑道嘛。
《21世纪》：国产手机在短暂的繁荣后迅速进入低谷，这是否在说明一些产业规律?
侯为贵：2002年下半年，中国手机市场还处于供不应求，甚至贴牌厂商都有短期获利的可能。有些企业和舆论对此看得过于乐观，说国产手机
侯为贵：我现在的位子是董事长，董事会的职能公司章程都有明确规定，我的定位非常明确，主要是一些重要经营决策。要能够很好履行职责，我就要对市场的情况有了解，否则决策就是一个很虚的事情，对股东和投资者来讲也是不负责任的。
《21世纪》：联想并购IBM后引进了一位国际经理人，中兴通讯是否也会在未来的国际化中引进更多的国际型人士，高层管理者中会出现海外的职业经理人吗？
候为贵：引进国际型人才是肯定的，企业要发展，各个阶段人力资源的定位都会不一样，规模大的，人才层次也要相应改变。我们会适当引进一些外来人才，这是好事，会给企业带来新的思想，但主要还是要靠企业内部的培养。我们海外机构也有本地的人才，营销的代表处的管理级别不太高，但在海外研究所的最高层面，已经由本地化人才担纲。
《21世纪》：去年中兴业绩不错，你觉得现在可以放心了吗？
候为贵：企业没有放心的时候。如果说我在这个位子上的话，我可能不用去操心，作为企业领导人永远不能放心，这个企业什么时候都是有危机的。危机感不强的话，企业很快会走下坡路。
国际化现在是中兴最大的增长点，我们现在做人力本地化，那就存在人力资源融合的问题，应该说还没解决得很好，人才本地化应当是中兴国际化发展最大危机。其实所有企业都是这样，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他也要靠本地人才做大量工作。
没有“弯道”的长跑
《21世纪》：海外市场开始收获、新一届董事会换届、H股发售、产品转向终端这些重大的变化都发生在2004年，从企业发展规律来看，你如何看待中兴这一年的这些变化?
侯为贵：这其实是中兴多年的积累，比如手机，1998年我们在上海就有个团队在做，现在中兴手机的研发力量在国内还是很雄厚的，国内做手机研发的有一半是中兴出去的；至于H股，也是做了很多年的，只不过前两年落单了；国际市场我们做了十年，去年规模增长得多一些。这些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只不过2004年在外界看来明显一点。
《21世纪》：中兴总是很走运，电信市场低谷时，你们抓到了联通的CDMA和中国电信的小灵通，现在小灵通滑坡了你们的国际化又做起来了，有人提出过与中兴有关的“弯道抢跑论”，称你们是机会主义者。
侯为贵：所谓弯道的观点，是大家“通俗化”的比喻，实际上市场不是那么简单的概念，它与运动场是完全不同的：弯道对每个运动员来讲都是一样的，弯道的时候大家速度都在减慢。而市场不一样，通讯行业在2000-2002年时由于泡沫影响，全球下滑，在这种环境下，有些企业可能抓住了一些机会，增长得快一点，比如三星，比如我们；但是同样的市场，不同企业有不同境遇，比如朗讯和北电，他们在2000年时，经营上非常冒进，不收钱就把货放出去，造成了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亏损，股票也从每股六七十美元下滑到一美元。
应该说每个企业在面对同样的市场，特别是在市场环境困难的时候，机会是不相同的，而运动员跑弯道时，大家机会都是一样的，都是跑道嘛。
《21世纪》：国产手机在短暂的繁荣后迅速进入低谷，这是否在说明一些产业规律?
侯为贵：2002年下半年，中国手机市场还处于供不应求，甚至贴牌厂商都有短期获利的可能。有些企业和舆论对此看得过于乐观，说国产手机
-
注意：本网所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