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围剿”股指期货（之二）

>期指图谋
　　游资对中国即将推出股指期货也已觊觎已久。
　　文德海认为，自己所管理的2亿美元资金将来可以不做现货，但一定要玩股指期货。“大家玩资本市场的目的是赚钱，股指期货可以将我们的赚钱速度放大8倍，这样的机会显然不容错过。”文称，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包括账号。他现在与一家专司期货市场投机的私募基金建立了合作关系，将来所有的交易管道将以该家私募的交易账户为平台。
　　在文看来，具体的账号处理上，还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懒办法，搞定一家期货公司一个营业部的老总，然后开设若干交易账号；另一种办法比较费劲，但安全，可以考虑派人去全国各地期货公司开账户，然后在不同城市设置若干个交易网点，岔开交易时间，不间断实施交易指令，最终也能实现集中交易、隐蔽操作的目的。
　　“这两种办法都没有我和私募合作的方式安全，所以我选择与别人分享。”文德海认为，这样做也可以适度转嫁将来参与（大鳄可能会操纵，小资金只适合做趋势操作）市场的风险，进而以小博大。
　　文表示，操纵的收益一定比正常交易的收益要大的多，其获利的风险却要比正常的风险小许多。但从政策监管角度看，操纵行为需要付出一定的运作成本和违法成本。不过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无法做到完全意义上的“公平、公开、公正”，这也注定操纵事实一旦被查清楚的时候，操纵者的资金早已逃之夭夭。
　　文德海判断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瑞银证券操纵中国石油IPO股价事件确有其事。“这件事闹得很大，但中国证监会没有一个官方意见，这说明，现在操纵市场的风险还是太小，而暴利的诱惑实在太大，因此，操纵故事仍将弥漫中国。”
 
记者手记                                       
                     价值采访

　　2007年岁末，杭州，某别墅内。
　　经过电子检测确认没有携带录音笔等设备后，记者在文德海陪同下，一起与刘先生共进晚餐。
　　“你能通过私人关系找到我们，已经实属不易。” 刘先生流露出些许疑惑。刘甚至费解地质疑记者，“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刘快步从摆有3台台式电脑显示屏的超大老板桌后面走了出来，边走边说。
　　为了协助记者完成这次采访，文德海帮助记者就采访时间与刘先生进行了多次提前预约。最终，我们的见面时间被安排在一个周末，原因是“避开交易日，其他人员都不在，大家交谈的话题可以轻松一点，尺度也可以更大一点。”
　　由于此前关注过本报在2007年曾经发表过《外资坐庄中国股市揭秘》等报道，刘先生单刀直入，他提示记者说：“我们不谈操纵论，这个话题太大了，但可以聊聊目前外资在中国的现状，以及目前在干什么，将来准备干什么，准备怎么干，都做出了什么样的准备等话题。”
　　刘先生从壁橱柜里摸出来一瓶看起来品相上好的红酒，小心翼翼注入酒杯，然后打开了话匣。
　　然而我们之间还是有着太多的防备。在这次采访中，记者事前准备好的许多新奇而且“大胆”的提问都被刘先生巧妙地处理掉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刘先生问及文德海：“你的媒体朋友上次采访我们的内容怎么不见发表？”——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刘先生比较认同我不草率的表现以及我的承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促成了我们的第二次“深谈”。
　　第二次见面是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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