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创业路：大草原的世界第一
时间:2005年11月08日 作者:佚名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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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草原走出来的世界第一 编导：华剑雄无论是在内蒙古，还是在全中国，甚至包括全世界，鄂尔多斯都是一个响当当的牌子。这个以羊绒制品为主导产品的企业用了20多年的时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仅成为国内同行业的领头羊，而且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羊绒制品企业。回眸这20多年的发展历程，人们会清楚的发现，有一个人的身影始终闪现其间，他就是王林祥，鄂尔多斯 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总裁。可以说，一部鄂尔多斯的发展史，也是王林祥自己的奋斗史，20多年来，他一直站在风口浪尖，带领集团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关于鄂尔多斯的故事要回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1980年，鄂尔多斯的前身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成立，并以补偿贸易的方式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开始投产，从而结束了我国只出口原绒和羊绒初加工的历史，实现了羊绒的就地增殖。当时只有30岁的王林祥，受命出任厂长，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 王林祥(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我从小骨子里就有一种不服输的感觉，干什么都想争第一的，这样一种可以说很强烈的愿望、这个性格也注就了我。当我在这个厂当第一把手以后，实际上从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把这个厂办成世界一流的企业，世界第一的企业，世界最大最好的企业，这个也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当初我们这个地区要搞世界第一天方夜谭，这个王林祥太狂，但是我们认真分析思考以后，我在十几年前就讲过，内蒙古地区要想搞个世界第一，最有可能的就是羊绒。 伊盟羊绒衫厂成了王林祥的梦想开始的地方，然而，初步的成功并没有冲昏他的头脑，对于企业存在的问题，王林祥看得很清楚，这个敢想敢干的年轻厂长，决定从企业内部进行改革，打破“大锅饭”，开始全面实行效益工资制。 王林祥：全厂根据责任大小、工作难易、技术程度排队，把100多个工序排队，大家来讨论，谁应该在哪个档次。并且把这个档次里奖金福利，国家允许的我们都捆在一起，搞了一个全浮动效益工资制，并且和它的质量、产量、责任等等列在一起。那么改这个的时候力度比较大，阻力也有一些。阻力主要来自工资比较偏高、现在干得责任比较小的工作，这些同志也有他们的理由：我们把那么多青春、岁月、年华已经奉献给国家了，熬到这个工资，那时候老同志都知道，提一级工资要吵架，很困难，好容易熬到这个程度了，你一下又要下来，这个用什么办法，只能是以理服人，以实践给大家讲，同时从政策的考虑上适当给予照顾，我们叫适当的照顾。但是根本的原则我们还是要打破大锅饭，要按劳取酬，要根据贡献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随着羊绒衫的不断生产出来，王林祥遇到了第一个困难，那就是销路问题，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阶段，社会购买力很低，而刚刚生产出来的羊绒衫又没有什么名气，得不到人们的认同。 王林祥：羊绒是一个高档制品，我们生产出来当初卖到13块钱一件，最早的时候羊绒衫啊！当初这个城市只有3万多人口，没有人买得起，我们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三十八块五毛钱，当时的鄂尔多斯羊绒衫厂，怎么买呀？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跑到外面去，找能够买得起我们产品的。我们就把羊绒衫背着，领着几个人，坐火车，卧铺有时候舍不得买，坐夜车钻在硬铺底下，上面坐俩人，你先睡一会，我再下去睡一会，就是厂长也是背着羊绒衫。我们到大连、北京的友谊商店、南京的工艺美展，这样的推销产品。当时中国人不认，主要涉外的旅游饭店，卖外国人，连卖货的人也不太清楚，我说你放下赊销，50块钱，卖完了你再给我钱，你肯定能卖得出去，就这样把市场打开的。走出外面一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越干劲头越大。 在当时，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王林祥敢于这样做无疑是冒着很大的风险，事实上，衡量一个企业家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准确的把握住市场的先机，在王林祥看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一种自信的判断，那就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必将到来。 王林祥：市场经济虽然是一个无形的手，但它有无形的规律在那儿，就有一条，你满足别人的需求，不断增长和变化的需求，你就能生存，也正因为如此，大家拼命要满足，就产生了一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所以商品经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有这个认识。既然你意识到中国迟早要搞市场经济，那你就要去学市场经济的新东西，而我在前十年讲的，我跟大家讲这种机会是不多的，中国恰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有很多空白点，有很多机遇，看大家善不善于把握，谁走前面谁觉悟早，谁下决心敢这样干，谁就能掌握市场先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就是这规则。就在羊绒衫厂开始了快速发展的时候，王林祥遇到了一个令他始料未及的巨大挑战，1987年，一场空前惨烈的羊绒大战爆发了，这个对于日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的事件把王林祥和他的企业逼到了悬崖边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羊绒制品企业的不断增长和产品数量的不断增加，对原料的争夺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而这在1987年到达了顶峰，原绒价格从1984年的16元一公斤飚升到了160元一公斤，惨烈的羊绒大战令全行业损失惨重。 王林祥：1988年的供销大战把我们内蒙古地区的供销社系统全部给打垮了，形成供销系统亏损近10个亿，内蒙土畜产也差不多亏损近10个亿。这次羊绒大战基本上让一些经营羊绒的流通企业受到了重创，很多企业因为这次羊绒大战销声匿迹了。那么羊绒大战搞到什么程度？在羊绒里加重金粉、加油、加杂土，什么兔毛、牛毛、狗毛统统搞进去了。/最后搞到什么程度？就是1公斤羊绒掺假可以掺到90%，最后产生10公斤，就是搞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国家的羊绒也是个很大的制约，信誉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羊绒大战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凭着出色的原料收购队伍，王林祥不仅度过了难关，而且得以脱颖而出，走在了别人的前头。同时，他在这一时期的一些行动，更为企业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贺政民(鄂尔多斯集团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有一些地方经过羊绒大战以后，日子都过不下去了，特别当时一些供销社。这个时候王总就勇敢的站出来，他说你们有了困难，已经受到羊绒大战的冲击，我们一定不能见死不救，当时我记不清是拿出多少钱来，都分别的给这些过去的客户，包括一些受到伤害的牧民群众，给予补偿，挽救了可以说一大批受到冲击的，当时没有外援就不能维持下去的企业和个人。 在成功的化解了羊绒大战带给企业的危机之后，王林祥又开始了一次大胆的突破，与上级领导伊盟纺织公司进行分立，在他看来，这种不合理的管理方法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王林祥：当时纺织公司有一个原料公司，就内部分工从理论上讲，专业化分工应该是可取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但是由于我们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当时中国正在破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它又保证不了我的原料，又不让我出去采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自己采购拿回来的，比如说一吨绒20万，它要供给我30万，这样又影响企业的效益，原料方面也是一个争论的要点，我们认为你满足不了我供应，还不让我去收购，我着企业就死掉，停下了。而我收购更便宜，你给我收购要更贵，所以我们认为，这样搞下去，这个企业尽管是硬件引进得很好，这个企业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这样就引发了一次伊盟纺织公司和伊盟羊绒衫厂的体制之争。 这场发生在伊盟羊绒衫厂和伊盟纺织公司之间的体制之争被人们称作“两伊战争”，表面看来，双方的争执主要在原料采购方面，但是其实，僵硬的体制才是王林祥的切肤之痛。 王林祥：我们认为在伊克昭盟纺织公司内部一些机制是不可取的，制约和阻碍了整个企业、独立核算企业的积极性的发挥，问题要害就出在内部价格，这个内部价格远离市场，比如说我出口无毛绒是九万零七千美金一吨，但是我生产出来以后交给他，他才给我相当于四万块钱、五万块钱人民币，巨大的利润卡在他的销售环节，本来我们第一年实现的经济效益是3450万，但是我们帐上所反映的利润是400万，就是大部分利润应该体现这个企业，没有体现。当时我们提出来，一个企业应该真实反映它的经营效果，反映出来以后上交，本来是子公司嘛，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但更重要的一点，企业的发展后劲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就是实现利润的95.4%全部上面收走了，留给企业将近4.6%，那4.6%能干什么呀？！ 经过不懈的努力，羊绒衫厂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和纺织公司的分立，之后不久，伊盟羊绒衫厂正式更名为鄂尔多斯羊绒衫厂，王林祥的事业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一直以来，中国的羊绒产品主要出口销售，因此，连续爆发的羊绒大战不仅使羊绒企业损失惨重，也令中国的羊绒产品的信誉受到很大影响，出口数量逐年走低，就在这个时候，王林祥果断决定，全力开拓国内市场。 王林祥：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市场是非常大的市场，你现在不进去，让别人占了，再进去，你花的成本可能就高几倍，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专职营销人员，我从厂里面抽了92位同志，号召大家全报名，报名了几百同志，后来我选中了92个。当时我们内部从来没搞过营销，上去以后别搞砸了，而且是高档商品，钱收不回来以后这个企业不就完蛋了。我跟大家说，哪怕我们派出去的人最后只留下三分之一，我们也锻炼了我们的队伍，第二开拓了市场，鉴于中国目前这种状况，生产企业不搞成生产经营型企业，企业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当时我们在全国52个城市放了92位同志，同时开自己的专卖店和商场的专柜，这样就走在了前面。 正是这一大胆的决定让鄂尔多斯走在同行业的前面，从此，企业的规模日益扩大，产品供不应求，在今天，鄂尔多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行业老大。然而，王林祥并没有陶醉其中，对于未来他依然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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