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寻找组织“成长”的前世今生
（本文原载《蝶图腾：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序言）
通过中国历史来研究一个组织的成长战略、竞争战略是我感兴趣的方向。
这一想法源于我看到的一个材料：以“竞争战略三部曲”闻名全球的迈克尔·波特教授访问台湾，在一次论坛上，宏碁董事长施振荣指出：被忽视的价值观、软件建设，才是竞争力的关键。记得施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战略就是用长期的观点来算总账。我觉得施先生提供了一种东方思维的视角，就这种视角来说，迈克尔·波特教授单纯的产业视角就显得有点“狭隘”了。还有一个特别不同的背景是，施先生是企业家，如果超越“学术”回到“常识”的层面，一个企业家经营一家公司必然会遇到“产业”以外的种种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比如人的问题、企业文化的问题、资源整合的问题、制度的问题、策划性运作的问题、接班人的问题等等。企业家必须在像地平线一样广阔的丛林中直面这些问题，勾画他们的战略地图，做出他们必须做出的选择。
我开始用战略视角重新研读历史。研读的结果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中国历史似乎提供了比我想要的多得多的“经验和材料”，完全有可能归纳出一种“致广大、尽精微”的战略地图，既能在宏观层面进行清晰的把握，又能在微观层面提供具体操作的指南；忧的是我快要被“经验和材料”淹没了。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具体来说，我必须有一种合适的方法、标准、模型框架来归纳和整理我想要的材料，否则我就没有办法让《史记》和《资治通鉴》为我所用。
焦虑在漫延。某一天，我忽然觉得鲁迅“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喝咖啡和读书应该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幸运的是，不久我发现了“蝴蝶模型”。“蝴蝶模型”像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有了它，我感觉自己跟所有历史上具有战略思维的人物稍稍接近了，有时甚至有一点同舟共济的幻觉。我想感觉到他们的“体温”。就像毛主席曾经接见过南京栖霞山的一个农妇，握过手，农妇幸福地说：“毛主席的手好暖和哦！”
先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一个大量生产思想的时代，而后世更多只是思想的研究和运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智慧实发轫和成就于先秦时期。
周朝至秦朝这一段历史，可以笼统地作一表述：周武王（西周）伐纣（商纣王），牧野之战，参战的诸侯国有800个。其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历史进入春秋（东周），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更迭，直至战国七雄（秦、韩、赵、魏、燕、齐、楚），再其后地处西方的秦国灭东方六国统一天下。这是诸侯国争斗、兼并，最后定天下于一尊的一部竞争战略史。从时间上来说，周武王元年是公元前1027年，秦统一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中间相距约800年。这800年实是中国智慧集中发生、集中展示、集中实践的一个大区间。
“中国智慧”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较为彻底地了解它有现实的难度，比如典籍多出于2000多年前，文字古奥。但一旦深入进去，即便是“如鼠饮河”式地了解与“占有”，也顿感自己数典忘祖之罪不浅！随着本书写作的展开，我的赎罪意识也一点点强烈起来。
因为了解的不易，“中国智慧”迄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在使用“中国智慧”这种说法的时候，“尺度和结构”是混乱的：
·比如民间可能把中国智慧等同于一个人有心计、有心眼；
·比如有人认为“三十六计”是中国智慧的精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应该都是较为深入地理解了中国智慧的，因为“三十六计”中的大部分以俗语、成语的形式为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
·比如有人以为“厚黑学”是可以清晰把握的中国智慧的精华，但《厚黑学》可能只是李宗吾先生的戏谑之作；
·比如日本现代企业制度（即株式会社）的创始人涩泽荣一认为《论语》是“工商之本”，并一直将《论语》奉为“商业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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