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与经济
凡勃伦并不是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的著名经济学家，他被称为是西方经济学流派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并且是制度经济学流派中的鼻祖。其代表作《有闲阶级论》则是20世纪上半叶中揭示人类制度与经济现象之间奥妙关系的首创，挑战的传统经济学影响了社会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也对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用《有闲阶级论》中的许多论述来分析今天的社会同样具有着重大的意义。
“有闲阶级”会被曾长期接受错误的理解“劳动”一词的中国人从字面上去解释有闲这个词，也很容易将有闲与游手好闲联系在一起，认为凡是不从事生产型劳动工作的人一定都是“剥削阶级”或“地、富、反、坏、右”，甚至知识分子与技术人员也都成为了劳动者改造的对象。这一观念延续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直到改革开放才将“臭老九”们列入了劳动阶级的范畴。有闲阶级这个词汇在中国一直是个贬义且负面的代表词。
凡勃伦认为“阶级的产生是人们生活习惯演变的结果”。有闲阶级的产生恰恰在于在未开化的文化下，战争代替了和平、侵略成为了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因素，进而产生侵略和劳役之间的职能分化及业务的区别。从事战争成了最光荣的业务，并退步形成了有闲阶级。
有闲阶级具有的经济特点就是具有非生产型的经济性质，其主要业务可以概括为政治、战争、宗教和运动。如果是今天大约还要加上那些从事演艺文化、虚拟经济、公务员、广告、IT等等白领一族。
非开化时期的生产业务与非生产业务的划分与今天完全不同，像征服自然、猎取食物并未列入生产型劳动的范围，武士们则更不会从事劳役性工作。而今天这种区别已被打破了，但有闲阶级的存在仍是一种现实，运动则从古到今都是有闲阶级的特权。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化是一种不允许有闲阶级存在的文化，即使有运动，但这种运动员只是一种就业的谋生手段，是一种分配的工作，是用在哪里往哪里搬的砖，是一种运动青春的奉献，并不能体现运动的真正价值与地位，也缺少“人类冒险侵占和损害对方的那种强烈倾向”，缺少掠夺气质和尚武精神。
最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的氛围是以劳役型劳动为光荣的时代，而有闲特征的运动就排在了生活习惯中的末端。至今中国的政治风气中仍将那些最具有有闲运动代表性的许多运动排斥于社会生活的必然结果之外。因此在相当长的阶段中国的体育运动都无缘于世界的榜首，“东亚病夫”的帽子就像一块心病，直到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被世界遗忘。
很明显是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经济飞跃发展，让贫困与劳役的枷锁被彻底的打破了，让中国人从一体化的从事生产型劳役的困局中走了出来，不但重新定义了“劳动”的概念，也从社会分工和生活习惯上重新界定了运动的概念和价值，从而解放和产生了有闲阶级，让中国不但能跻身于世界体育强国的行列，也走进了奥运会。
奥运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运动，而是和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密切相关的综合体。虽然有些国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如中国，但其有闲阶级的文化仍然让运动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耀，仍然能产生世界的冠军与佼佼者。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允许有闲阶级的存在，并有适当的经济基础来支撑运动才可能成为时尚、成为不仅仅是用国家经济培养的“尖端科技”，而成为一种民生的普遍运动，并让这种运动的结果能与世界水平接近或胜出。
奥运实质反映的恰恰是这种经济的运行结果与政治文化的观念转化，没有开放式的经济，没有经济对政治、文化的反作用力，也许今天我们仍然沉醉于只有劳役型的生产才是生产力的睡梦中，不知道有闲阶级也是生产力，并且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在虚拟经济占经济总量比重不断提高的今天是比直接的劳役型生产更有效率的强大生产力。
运动也同样从单纯的有闲阶级的特权变成了民间的普遍性追求，与人的健康相联系的同时，加强了掠夺性的竞争意识，也让运动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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