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特殊的中国改革
进一步讲，中国经济增长变化的直接因素也与东亚的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即物价稳定、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红利，以及重视基础教育，更开放地讲，直接因素的背后还有改革开放制度变化。举一个例子，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这个是讨论很多的话题，当然我们现在讨论总是从规范的角度，认为它是不是太高了？在最近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做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也像中国大陆一样，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确实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而在过去的30年中，资本回报并没有下降的趋势，甚至还略有上升，这个背后有很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所以，当我们采用一种比较合适的国际视角，就发现里面有并不特殊的一面。
第二个观察，很多人在讲中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仍然相当的不健全，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采用国际比较的方式，我们也会发现，这一种制度的不健全或者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其程度大致与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不一致，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尽管我们希望制度更好，希望社会不稳定因素更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是很一般的范围现象。
下面举三个例子，一个是法治指标，是世界银行每年都公布的法治指标，可以看到中国是40.6分，满分是100分，当然对于这样一个比分我们并不感到满意，但也反映了我们现在大致的一个情况，比我们好的有墨西哥、巴西、印度，比我们差的有俄罗斯、秘鲁、乌克兰等。第二个就是腐败的感受指标，这个指标当然最清廉的是芬兰，像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但是中国是排到第71，在100多个国家当中也是排得比较靠后。像墨西哥、泰国这些都在中国之前，土耳其、罗马尼亚、俄罗斯在中国之后，这个也可能反映了一部分中国的现实。第三个指标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基尼系数指标，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指标无论在农村，农村之内还是城市之内总的都是有上升，而且程度还很大。如果只看中国自己的情况，我们希望是能够收入更加平等，腐败更加少，法治更加健全，我想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愿望，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与周围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还特殊吗？
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就是中国发展的阶段。定性来讲，我们国家现在的人均GDP是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了有趣的现象，中国三个指标均符合了越发达的国家法治程度越好、越落后的国家法治程度越低的特征。这样我们至少知道，现在的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相一致。当然，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评论家，经常会抓住中间的一些问题、像腐败的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等，非常快地提出一些危言耸听的结论。但在我们宽视角地观察世界后，我们可以释然，中国并不是这么特殊，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
第三个观察，至今为止中国取得的成功，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有很多路径上的具体做法，但是基本推动力是三条并不特殊的经济基本规律。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
根本规律之一是把激励搞对，这也是构成了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这里边有很多形式，放权让利是形式，承包是形式，产权是重要的形式和制度安排，公司治理也是更为复杂的形式，但是所有这些最后都体现成一种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都是为经济人提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激励。更深一步，我觉得中国在改革中，不仅是对个人的激励，家庭的激励，对企业的激励，也包括对政府的激励。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地方政府
-
注意：本网所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