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随笔：新劳动合同法与中国劳动者的寿命

　　重点是工作时间在法律上的硬性保护。  

　　四、新劳动合同法和中国劳工寿命之间的纽带：工作时间制

　　工作时间是自从有了资本主义制度以来就开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和剩余价值研究中提出，资本家象狼一样贪婪地获取剩余劳动价值，方法之一就是疯狂地延长劳动时间。这种延长有时突破了社会道德的限制，也突破了国家法律的限制，甚至为了巨大利润而敢于铤而走险，背后向中国法律和中国政府放黑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关于“工作日”的研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发明剩余劳动的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这些人在奴隶社会是奴隶主，在封建社会是领主和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家（参考：沈宗南、张京宏《新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研究》，上海世新，2007）。延长劳动时间，简洁有力。

　　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资本所有者并不对劳动者的寿命负责。在中国当代情况下，一个劳动者在一个企业工作的时间一般就一两年或两三年，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当然是每日最大限度地使用为目的，没有那一个资本所有者会白白养一个人，资本不是福利院。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体现的是人对人的夺取中最残酷和最凶恶的一方面，并且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和劳资双方强弱不对称的情况下能合法实施。

　　在许多原始积累的资本所有者那里，中国劳工只要有饭吃，挣钱能活下去就可以了。给劳工饭吃，和给汽车加油、给锅炉加煤没有区别，至于工作时间，劳工不敢讲，谁讲PK谁，基本就这么个意思。对一个几乎丧失了内心自信的近代中国来说，这是正常的。

　　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飞速富裕的官员阶层，演艺明星层，私有企业主阶层急剧膨胀，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也举世瞩目，全民族成员均不同程度得到了发展，但是中国的基尼系数也是世界最高的之一。（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基尼系数都超出0.4。）

　　现在，新劳动法强行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当然直接限制了资本所有者对剩余劳动和劳动时间的夺取。而劳动时间的限制，则是直接延长了中国劳工的寿命，保护了其健康。

　　五、历史上劳工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于工作时间的斗争

　　这种斗争很残酷。限制劳动时间，就相当于对资本所有者说，喂，你少合法地无成本地挣点钱吧。因为说过了，资本所有者并不对劳工的寿命负责。

　　最早斗争开始于1833-1864年之间，在英国工厂立法方面。当时恩格斯还有个纺织厂。当然，这种斗争为的是争取一天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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