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对话1：从品牌角度看华为“辞职门”

金错刀：沸沸腾腾的华为“辞职门”事件正在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但是，它所引发的讨论却是如火如荼，12月8日，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柳传志直言“我们还是太注意照顾现有企业里面员工的利益，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而郭台铭则专门搞了一个“富士康集团《劳动合同法》专家论坛”。

我们这次想探讨的问题不是新《劳动合同法》，而是面对政策变局下的品牌、公关处理策略。华为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据说，在华为内部，对于辞职事件，有不少员工觉得很不错，还可以凭空得到一笔钱。从商业上来看，任正非的做法也是最大限度上考虑的企业的商业利益，其做法在一些研究人士看来，也很有道理。但是，在品牌、公关，以及公众层面，华为却遭受到了强烈的质疑。有人说这是华为在公关上的有一次失败，你如何看待这一“辞职门事件”的最大失败？

张中锋：华为最大的失误是时机的选择。

华为这次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变动行为选择在新《劳动合同法》正式颁布之前开始，使得华为后来的所有声明和辩白都显得近乎掩耳盗铃。没有人再愿意理解华为的所谓自我更新还有所谓的工号文化。公关的管理事实上是注意力的管理。也就是你想把要管理的关系方的注意力引向何方。华为用心设计和管理了员工（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关系方）的注意力。先请辞然后再上岗还有超越劳动法规定的经济补偿，让不少当事者的注意力作了较大转移。但华为忽略了其它关系方的注意力。敏感时期的关系方注意力也会敏感，就如同《新劳动法》即将颁布前夕，媒体这个企业的关系方就会为寻找关联新闻而打开敏锐的触觉.这是媒体自身职业的要求。敏感的还会有你的竞争对手，还会有政府监管部门，还会有更容易被忽略的那些想从同样是新劳动法颁布实施这个事件中找寻和设定商机的新利益获取者。稍为细心的人都会发现互联网上在华为辞职事件的新闻专题中,有大量文章都会涉及一个以“劳动派遣”为主要业务的人力资源顾问公司以及他们的主要观点，而且观点集中在两个:一是,选择劳动派遣才是规避《新劳动法》第十四条规定的高明之举，其它都比较愚蠢或者是徒劳,一是,国内最好的劳动派遣公司就是这一家。这家公司显然在有意识地利用这一舆论的注意力。所以时机是你管理注意力集中度的利器，动作之前，务必前后左右排查一番，此时一动,会牵涉哪些利益关联方的注意力，你有多大把握来掌控注意力的集中方向。

金错刀：在危机发生之后，华为的应对策略也不太高明，像它以前所经历的一些危机一样，自认为没有上市的华为似乎对大环境、公众的认知、互联网效应等缺乏应有的判断，带有较强的封闭型。

张中锋：信息的混乱和不对称是造成今天企业危机的主要原因。

无论如何，华为都高估了自己对此次大规模事件至少是对当事员工的控制力，或者说更为严重地低估了互联网时代信息控制的难度。事涉5000人以上的大规模敏感人力行为，而且绝大多数为知识工人，选择悄悄地干活，实在不智。你没有国家机器，更没有在延安时期的充满信仰的革命环境，和你意愿不同的员工言论可以瞬间在公共信息平台上释放，所以封闭的企业心态在今天的开放社会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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