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嫁接的政府责任
时间:2007年12月14日 作者:商界评论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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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虱，新《劳动合同法》给无数劳动者带来欢欣鼓舞，为什么却让大规模的清理老员工浪潮在企业中蔓延？ 在政府、企业与工会之间，中国何时才有自己的“社会合约”？ 被嫁接的政府责任 文/本刊记者 罗建法 阿根廷新当选的总统克里斯蒂娜，在面对包括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和能源短缺等诸多挑战时，承诺进行几大领域的社会变革。 阿根廷主要工会的领导人计划在明年提出增加工资20%的要求。克里斯蒂娜的对策是在企业、政府和工会之间制订一份“社会合约”。在此合约中，政府、企业、工会都作出一定的努力和让步，以提高国民收入，缓冲通货膨胀的压力，抑制社会动荡。 而近期华为“辞职门”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隐射了中国“社会合约”的缺失。 在“辞职门”事件中，华为7000名资深员工集体“自愿”辞职，然后重新与华为签订劳动合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外界普遍认为，华为此举是为了规避新的劳动法。2008年1月1日即将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如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从表面上看，新《劳动合同法》应该给无数的劳动者带来欢欣鼓舞，为什么带来的却是如此的结果？ 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虱。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缺少一种类似的“社会合约”。在中国，企业员工的收入与保障，都落在企业身上，而企业作为一个追求利润的实体，其承载能力有限。假如十年之后，一个企业利润下滑，或者是出现动荡，它又何以承载员工个人乃至家庭养家糊口的重负？ 而在一些福利型国家，公民社会保障的途径则广泛得多。在北欧一些国家，公民失业之后领取的救济金，能够维持其基本的生活开支，甚至是照样活得很滋润。瑞典更是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瑞典中央政府用于公共社会保障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50%，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是国民生产总值的60%。纵使是在以竞争闻名的美国，由美国社会保障署、劳工部、人类健康与社会服务部联合提供的各种全民性保险和福利补助，也足以分担公民的大部分社会保障，而其中，很多项目都是政府出资。失业保险等则由政府与企业协商，共同出资。 而在中国，各种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最后都转移到企业身上，员工的各项保险，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员工，保险都是由员工个人和企业分担，看不见政府的影子。更为恶劣的是，少得可怜的社保基金，还常常被各级政府挪用。 政府责任的缺失，使企业陷于尴尬的境地。很多企业并非不想承担社会责任，而是本来由多方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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