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驰电影与后现代营销
我八岁的儿子有一次跟我一起在CCTV的电影频道欣赏完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后，发出这样的感叹：“《功夫》与《西游记》一样，百看不厌”。在我有印象的观影记录中，他已经不止N次的看过《少林足球》、《功夫》等周氏经典电影。一个八岁的小孩儿和一个已过而立的成年人，能对同一部电影产生共鸣，除了电影工业高度发达和商业化的好莱坞，放眼整个华人电影圈，似乎就一个周星驰。
CCTV新闻频道的主持人王志，曾经在一次访谈中，用他那一贯不容置疑的语气向周星驰发问：“有人评价说，周先生的电影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您自己怎么看呢？”与王志“面对面”的周星驰露出唐伯虎般的“才”笑：“过誉了，过誉了”。
在这里，有必要引用杭州学者沈语冰对后现代主义的解释，以帮助我们认识本文所论及的周星驰电影与后现代营销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发生于欧美二十世纪60年代，并于70至8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这种放弃表现在拒绝现代主义艺术作为一个分化了文化领域的自主价值，并且拒绝现代主义的形式限定原则与党派原则。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
对照沈语冰的这种解释，周星驰早年与王晶合作的那一堆“票房电影”，包括那部盗用大量王家卫电影对白，被奉为后现代经典的《大话西游》，只能算是“小儿科”。只有摆脱王晶后，周星驰自导自演的《喜剧之王》、《食神》、《少林足球》、《功夫》等电影才是他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完美结合的周氏“正品”。当然，笔者的论调可能会引起部分所谓正统学者的焦虑与不齿，在他们眼中，除了卡夫卡，托马斯•品钦、克尔恺郭尔等，中国是没有后现代主义的。
然而，正如约翰•卡斯林所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那样在经济方面发出如此大的影响力，欧州在200年内完成的东西，美国在100年中完成的东西，中国将在50年中就实现”。面对接踵而至的80后、90后、吞世代、新奢侈时代以及新兴中产阶层消费狂潮的到来，任何人如果无视这种来自身边的巨大变化，将会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
周星驰的电影正是顺应了这股潮流，所以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身处市场营销的你，怎么去应对“18个月就产生一个代沟”的消费群体呢？
被异化的力量虚幻化的人物VS被无常的市场扭曲化的营销
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人物面对异化的力量，其主体在不断地虚幻化，人物固定的身份和本体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幻化成了影子和碎片。
在电影《功夫》中，周星驰从一个街头打劫抢钱的“真实”小混混，到受到异化力量后成为惩恶扬善的“虚幻”人物。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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