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之争”过犹不及：经济改革需要均衡发展
争议既然应该也必定永远存在，这就需要有个最终的裁决者。“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在今日文明进化的社会里难免失之武断而不合时宜，但当机立断的决绝终究是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领导者所必要的。只不过，为了避免决策者和领导者决策失误或以权谋私，决策前的舆论广议和严格监督，应视为是必要和必须的。由此观之，所谓“郎顾论争”，不惟无解，亦复无虑。照笔者看来，这不过是一个转型社会中社会思潮的必然和应然的“人文景观”，是对改革中坚持公平与效率的方法的不同理解和坚持罢了。只不过，与改革初期的论争相比，前者恰如“书斋论道”，只论是非不计利益，而如今，则是“华山比剑”，更加刺及核心——现实的改革利益的分配而已。笔者认为，不论论者观点、立场如何，我们总可宽容待之并乐观其成，毕竟，他们代表着不同人群的呼声。
国企与民企：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本质上，都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微观主体，按道理，既然都是社会之“子”，国家之“子”，应该得到相同的政策和市场地位，但因为，前者在我们国家，还承担着执行政策的“使命”，甚至还是政策执行的工具，因此，比较得到政府的眷顾也就不足为奇，对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者们也大可不必愤愤不平。平心而论，作为一个人，从人格上，当然是平等的。但你能否认皇子和王子的优越地位和拥有的独特机会吗，你能否认荣智健、李泽楷的独特优势吗？
许多人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之间力量消长进而影响了大众尤其下岗职工的利益，从而导致对公平和效率的不同解读，其实是不明白这其中的背景和缘由。在这方面，我认为，张维迎在接受记者采访中作了很好的解释。
“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因为国有企业每走一步，我们都会发现，原来的设想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中国最初进行改革的时候，没有人提到要改变国家所有制本身。80年代早期和中期，国有企业改革讲的是放权让利，搞利润留成和承包制，提高奖金，以加强对经营者的激励。当时提出的一个目标是政企分开，企业要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在当时国有体制下，国有企业政企分开是不可能的；在搞了那些改革之后，经营者有了一些短期的积极性，但怎么解决企业经理人行为短期化，又成为我们在80年代中期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说，放权让利后，企业领导人只考虑一两年的事情，而不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
“到90年代之后，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国有企业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展起来了，外资也进来了，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竞争不过私营和乡镇企业，也竞争不过外资企业。好多地方的国有企业从地方财政的支柱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包袱。它不赚钱，它亏损，你仍然得养活它。如果银行不给它输血，不给它贷款维持生存，它就很难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就出现了出卖国有企业的情况。”
什么叫“无源之水”，什么叫“无本之木”？不了解历史，不考虑过去的想法就是。历史是条有时静静流淌有时浪大流急的河，而不是偶有偶无的绵绵细雨或瓢盆大雨。我们看待历史长河的变化，绝不可不考虑它“不同地段”的“地形特征”和“不同时段”的“气候特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恰如一群兄弟一般，只不过大小不同优劣不等而已。在国家和社会这个大家庭里，想拥有绝对的平等地位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机会不等，把握机会的能力也不同。但一个可以论定的被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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