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我有九大教训
就企业家个人而言，唐万新无疑是一个色彩饱满、个性强烈、具有经商和金融天才，但又是一个有着太多局限的管理者和创业者。德隆在新疆崛起，是因为“唐万新使德隆抓住了一系列机会，凶猛无比，来去匆匆，毁灭无痕”。而德隆的失败同样是因为这个过于自信的“萧何”。德隆危机最早来自于金新信托的被挤兑。之前德隆系企业经营规范、运转良好，之后就开始扭曲和不正常了。而按照当时的实际状况，德隆系企业——屯河投资、重庆实业持有的金新信托股权不足29%，金新信托挤兑风波蔓延或倒闭，对德隆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在董事会上，几乎所有的人均决定金新信托破产。唯独唐坚持己见，称破产对不起“江东父老”，因为通过金新信托委托理财受损的客户主要是新疆企业。
是唐万新过于浪漫的商业理性使德隆走上败途吗？是唐万新的“豪侠仗义”害了唐万新自己吗？应该说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认识停留在这个地步是肤浅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权力没有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决策者的极端性失误。
当毛泽东的权力不再有制约时，他的浪漫主义才暴露出最大的危害；当唐万新的总裁权力变成了独裁权力时，他的浪漫主义才有足够的威力可以葬送德隆。
管理学中有一个“总裁寿命周期”的假说，认为总裁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在环境变化后可能成为企业致命的毒药。从李自成到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领袖到今天的民营企业领袖身上，我们无不悲哀地看到“总裁寿命周期”在一幕幕地上演。
如何避免“历史周期律”呢？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靠一种严格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的民主决策。但要做到这点殊为不易。这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民营企业家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草莽色彩”，摆脱几千年中国“专制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德隆的倒下及唐万新的失败就在于太崇尚个人魅力，而忽视外部环境的变化、团队的智慧和执行力。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这样做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没有华盛顿、韦尔奇们作参照，中国的企业家们就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农民领袖的草莽色彩，永远也无法抵制“一人说了算”的诱惑！
很显然，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们没有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头脑中装备的还是中国传统式的“操作软件”，而不换上新的“操作软件”，那么，从史玉柱到唐万新以至后人，中国的企业家们都将难于摆脱毛泽东式的浪漫个人英雄主义，中国企业家们的厄运也就不会自唐万新结束。
当看到一个个中国企业家们犯的都是同样的错误，都死于同样的问题时，我只能感到一种痛彻心肺的悲哀。在我看来，他们都是“自杀”者，同时又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杀害。
粗放式的经营、家族式的管理、胆大妄为的作风、江湖好汉式的心态注定了唐万新这一代企业家们的宿命。这将是一代中国草莽企业家的共同宿命！
他们不懂“敬畏”环境
早年，当褚时健、步鑫生等一代中国国有企业弄潮儿一个个成为囚犯的时候，人们得出结论：认为是国有企业体制有问题。但近几年来，当中国民营企业老板也一个个成为囚犯时，人们开始想到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个比较共识的结论是：我们的大体制有问题，尤其是民营企业生长环境恶劣，因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都很难走远，很难做好。
德隆的梦想是基于一个中国梦想，即利用金融整合产业，充分发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自己则成为和GE一样的金融与实业帝国。然而，德隆与GE徒具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两者都兼有金融与实业），而区别却是主要的。且不说GE自身的强大、成熟所带来的整合消化能力让德隆难望其项背，美国成熟的各类要素市场——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等也必定令唐万新艳羡不已。更重要的是，德隆是一家民营企业，但居然胆大包天敢涉足到被认为民营企业禁忌的金融领域。也许唐万新的“隆中对”是对的，但错的是对于一家民营企业来说，这种思路太超前了。德隆要实现这种思路，在中国的“问题环境”中，只能以极高的利率、灰色的手段融入资金，这就逼着自己只能始终行走在危险的钢丝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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