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行政模式的转换
总之，中国当前政府公共行政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传统公共行政阶段，公共行政活动以效率和效益为导向与目标，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发展也完全是作为寻求提高效率的途径。不言而喻，效率目标和解决各种利益冲突的民主目标在实际运作上的矛盾冲突和无法达到的统一，使得公共行政在把效率作为核心价值目标来追求的同时，忽视了公共行政应当重视与承担的社会公平、社会责任和服务质量；在强调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关系的不对等性和公共行政直接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性作用时，忽视了政府应置于社会公众监督之下的机制与渠道建设，也忽视了公共行政的服务性功能。因此，在全球化背景和加入了WTO的条件下，政府公共行政所存在的这些问题无疑地会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全球化对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战与冲击
20世纪末期，“全球化”这个词汇成为了一个用途广泛的流行语（Catchword）而出现在社会科学、各种公共场合与学术讨论中。它通常用来描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民族国家不能再用本国的解决方法来解决现在不断增加的全球性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了全球性的尺度（global dimension）。这些全球性社会问题中最根本的就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概括地说，全球性问题的形成和越来越突出是全球化产生的基础；全球化就是采取一定的方式去面对与解决全球性问题。
就具体含义而言，全球化首先是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等各种因素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这表明的是各民族国家、政府和人民面对与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方式。正如英国政治学家约翰·贝里斯（JohnBayhs）和史蒂夫·史密斯（SieveSmi山）所说“全球化就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效果越来越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的过程”。步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强调全世界联系的增强是这个过程的根本特征。伊恩·克拉克（Ian Clark）认为全球化是国际联系的产品（the p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全球化还指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过程的结果。威廉（William Twining）认为全球化过程就是要在全球建立和巩固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a unified world economy）、社会生态体系（a single ecological system）和一个复杂的通信网络（a complex network of communication）。弗共克J．利科纳（Frank J．Lechner）和约翰·博利（John BOli）认为，全球化正在使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地方，在那里，不同机构、组织的功能成为了一个系统中的一部分；距离远近不同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把许多国家带入了全球性的资本市场体系。全球化就是连续不断地把世界社会的各种因素都集中在一起的过程。
正是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全球化过程形成了一种面对和解决全球性社会问题的新关系。这种新关系要减少民族国家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左右变数，使本土性在全球化的逻辑框架内运行。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过程无疑地意味着民族国家都要根据这种新关系进行改革，使本国公共行政的理念、政府职能和运作方式适应全球化所形成的新关系。然而，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在不均衡发展的条件下，这种新关系的形成过程必定会表现出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冲突。同时，在超越国家为中心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思维范式以及强有力的国际协调机制尚未形成的条件下，还会出现各国为了谋求自我利益而在经济利益和权力平衡关系方面进行争夺而发生冲突，这表现为经济大国以其本国的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为标准去演化弱小国家。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做出改革与选择将是各民族国家的根本任务，转换行政模式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全球化对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战与冲击主要是由于已有的行政模式对全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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