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产：王志纲与樊建川激情对话
6月19日晚，著名策划家王志纲在结束了与成都市领导的见面，确定接受成都市政府正式聘请出任成都市城市运营战略顾问之后，天色已晚。由于明天就要离开成都，所以他谢绝了数位老板约见的盛情邀请，但却对一位被称为成都地产界收藏奇人的房地产老板樊建川情有独钟，在成都尺度公司陪同下深夜赶往他的办公室。樊建川的办公室四周壁柜、书架上摆满收藏的无数文物，置身被海洋般文物包围的环境氛围里谈文化地产，即是主人的精心安排，又是再合适不过的气氛营造。想必樊老板正是用文化打动了王志纲。于是有了二人深夜一次面对面的激情对话。笔者有幸恭逢其侧，将此独特的围绕文化地产而展开的对话记录下来，与读者共享。
文化底蕴决定项目价值
谈话从樊建川介绍他的公司和搞收藏的经历开始。
樊建川：建川房屋是从94年开始运作的，当时募集了一百多万元资金，开始小打小闹地搞房地产。九年过去了，现在公司资产达到5个亿。公司经营一直做得很稳健，略为保守，遇事讲道理，为人很厚道，讲究履中蹈和，这么多年没有官司，从来没与别人有过纠纷争吵，在宣传上比较低调，广告费花得比较少，但每个地产项目都卖得一点不剩，公司利润比较好，口碑也比较好。公司正准备建自己的办公大楼，目标是做成百年老店。
公司在平稳发展房地产的同时，介入酒业经营。自创了“金玉满堂”品牌，花一百多万在国内外申请了专利，保护了自己的原创。这种酒是与五粮液、茅台完全不同的顶级酒，1000元一瓶，年产值4个亿，就可创利润4800万元。第一件产品已报拉斯维加斯国际博览会，定位于“东方之水”，意在发扬东方文化。
公司一直在做文化产业。我对文化产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执著。我的收藏现在发展到四大系列品种，即文革文物、抗战文物、公馆家俱、笔茼等。
文革文物是我最大的收藏，多达三四十万件，80多个品种，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文革藏品不过一万多件。其中有文革时期的留声机一百多台，各式钟表八九百座，镜子二千多片。我的文革收藏具有绝对的垄断水平，这是大家公认了的。我编著的《“文革”瓷器图鉴》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经新闻出版署、中宣部、中共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批准后公开出版发行。
第二个主导藏品是抗战文物。主旨是全民族抗战，团结抗日。我的抗战文物中就有国家一级文物14件，是仅从400多件中挑选出来的，而我的抗战文物收藏品总数是一万多件。14件一级文物全是经国家文物局认定的，是包括故宫博物馆馆长在内的七大博物馆馆长组成的文物鉴定专家组给我评定的。而中国的其他民间收藏家谁也没有评定的一级文物。许多革命前辈慷慨把珍藏的文物送给我，许多知名人士为我题字。我著的《一个人的抗战》这本书在北京晚报连载，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做了我四个专题访谈，北京电视台、解放军报都有长篇书评。此书现在有三个版本，除国内这个版本外，还有香港三联版本和日本版本。这本书去年获得中国图书奖。
第三是家俱收藏。不能说是全国第一，但有突出的特色和非凡的价值。家俱藏品全部是一流的公馆家俱，组团型，一共十大卡车，全部是领袖们用过的，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都用过，西哈努克、胡志明也用过。人文价值和工艺价值极高。
第四是笔茼、冷兵器、银锭等收藏。
经过八九年努力，收藏算是大有收获。文物收藏品有其本身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结合地产经营进行文化产业开发，形成独特的文化地产开发模式，完全可以提升地产开发的文化品位，增大地产项目的附加价值，创造一个内涵更为丰富、层面更高的文化地产品牌。
王志纲：我也算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听了你对公司的介绍，看了你的文物收藏，感受是，四川这个地方真是能出怪人、奇人。作为一个地产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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