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三角合作战略的虚与实
6月1日，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将于香港召开，标志着泛珠三角发展战略的正式启动。届时，来自于“9＋2”范围内的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省（区）人民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主要负责人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港澳办、商务部、交通部、铁道部、国家旅游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将共商泛珠三角发展大计。作为拥有全国的五分之一面积，三分之一人口，超过三分之一经济总量的泛珠三角到底为何而来？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泛珠三角”战略能否顺利实施？……
“小――大――泛”珠三角，凸显政策连续性
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名词叫“政绩工程”。顾名思义，所谓“政绩工程”就是一届政府为了显示自己执政期间的成绩而上马的一些项目。这些工程项目可以增加一些官员的政治砝码，为其在政治上进一步有所作为奠定基础。“政绩工程”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时效性非常强。“政绩工程”必须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起作用，至于对于下一届政府的帮助有多大就无法保证。因此判断“政绩工程”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一项政策或者是一项工程是否具有连续性，是否会为未来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自从去年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首次提出泛珠三角概念，来自民间的疑问就主要集中在此“泛珠”概念是否为本届政府提出的“政绩工程”。其实，只要仔细观察和回顾一下二十多年来广东及珠三角发展的历程，就可以看到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是根据国内外发展的情况做出的，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大、小珠三角的称谓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广东实施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现代化建设规划。当时的珠三角范围仅限于广东省内的境内14市县（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和惠州市区，惠阳县，惠东县，博罗县，肇庆市区、高要市和四会市）。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后，珠三角日益感觉到了竞争的压力，尤其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的后来居上及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的快速发展让珠三角感觉到在资本，人才方面的危机。因此在90年代后期提出了大珠三角概念，即广东省加香港和澳门。实际上，大珠三角只是过渡。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这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已经为包括整个中国及各个经济发达地区所面临的课题。利用珠三角多年发展的积累，整合周边地区的各种资源，实现资本、资源、人才的最佳生产组合，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来运作。而今年CEPA的实施更是加紧了港澳与内地在贸易，服务业等诸多领域的合作。所以集合广东、海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和福建9省区以及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泛珠三角发展战略应运而生。
差异化成就泛珠三角合作基础
“泛珠三角”即“9+2”，包括珠江流域及与“大珠三角”相邻、经贸关系密切的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省区，加上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面积200.6万平方公里；户籍总人口45698万，生产总值52605.7亿元（6356亿美元）。其中，9省区面积占全国的20.9%，人口占全国的34.8%，生产总值占全国的33.3%。
纵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可以发现，差异化是这些地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正是由于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资源优势方面的差异才让大家有了合作、互补的愿望。有差异性才有可行性；在一定范围内，差异性越大，互补性越强，可行性就越大。在目前条件下，经济的差异性对区域经济的推动，是克服行政区域阻隔的最主要的力量。分析员仔细对比了目前泛珠三角各地区的优势与特色发现，泛珠三角地区的差异化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发展水平差异和发展职能差异。
发展水平差异决定了发展职能的互补。如果将泛珠三角比作一个同心圆，香港和澳门可以看作是圆心，即最发达地区；以前的珠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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