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九换帅看国企盘整
白津夫告诉记者，围绕核心业务的扩张，不能说是发展战略有问题，但是核心业务的成长也是有过程的，绝非一日之功，不能依靠突击式的投入一下子武装起一个现代企业。而且投资也有一个市场的置换过程，大量的投资进去了，但是市场却不一定能在短期内置换出来。这都需要企业的理性思考。
其实，三九希望成就一番霸业的种种努力，也再次提出了培育大企业的路径问题。是做大做强，还是做强做大？白津夫认为，在二者的关系上企业始终没有调整好。这也是国企面临的一大困惑。过去企业往往是先做大，再做强。而从现代市场的竞争和中国企业的现状来看，选择做强做大则更实际一些。也就是说，先做强，再把强的做大。然而，在现实中，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耐不住寂寞，因为做强是有过程的，企业往往会急功近利，搞突击式的投资来扩大规模，铺摊子，再归并到核心业务上，不自觉地走上由大到强的道路，国企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样的问题。
让经营者转变为所有者
为什么相同的命运总是会上演在国有企业的身上，不是四处出击疲惫而返，就是深陷陷阱？使企业发展陷入困境的决策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做出？国有企业的病根究竟在哪里？白津夫分析说，根本原因还是出资人不到位。虽然现在已有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的总代表，但是就一个企业集团而言，出资人的到位，应该表现为经营者层面真正与企业有产权连带关系。
在赵新先执掌三九的过程中，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地位，但是，他和三九除了感情上的连带之外，还有什么？恐怕这也是国企经营者的普遍疑问。
按照新三中全会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精神，产权是原动力。白津夫告诉记者，如果企业的经营者与企业没有真正的产权连带关系，而仅仅靠和国资委签订了一纸协定，你做出资人、我是代理者的话，则不可避免地出现短期行为、道德风险问题。身为高级打工仔的国有企业管理者、经营者们，可以对企业的经营绩效负责，但是却不会也没有能力承担企业决策的风险和责任，总觉得国企就是国家的，我是在替你经营、替你决策，出了问题还是会依赖市场、体制和政府，等着国家在“关键时刻拉一把”。与此相比，民营企业在作决策的时候，对市场、投入与回报的分析就要真实得多、理性得多，因为它们是一下子就跳进了市场的海洋，淹死就淹死了，没有背后的救生圈。再与外国企业相比，外国企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执行，而中国却正是因为决策有失科学、公正而导致失败。
经济学家常修泽也反问记者，在赵新先谢幕之前，对于他近２０年的贡献，有什么相应的奖励和回报吗？又如何看待创业者、管理者的贡献呢？如何实现管理要素按贡献分配？这不是替赵新先问的，而是千万个国有企业负责人所关注的。
从西方现代企业的发展规律来看，几乎所有的现代企业或迟或晚都通过股票期权的方式给经营者带上了“金手铐”，保证经营者队伍的稳定。这种制度安排也调动了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既能回答如何看待创业者、管理者贡献的问题，也解决了国有企业决策欠科学、欠公正的问题。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董事会越来越外部人化，独立董事、外部董事的出现，摆脱了原先的内部人控制，保证了决策的科学、公正以及责任的分担。而中国的国企恰恰相反，在决策层面缺少这种公正的科学的制度性安排，而表现为近乎于控制的决策。如三九集团一直是赵新先一人身兼党委书记、总裁、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四职。
现代金融的不成熟
在三九现象演绎过程中，银行是一股重要力量。依靠向银行借款起家的三九，在每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银行的短期借贷。今年４月，银行集体起诉三九达到了高峰，而且三九集团的许多资产也被冻结。
为什么银行会在此时对三九大变脸，这和当前紧缩“银根”的宏观调控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关系？面对记者的提问，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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