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维迎教授在深圳“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讲演的质问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深圳“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讲演中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为此特作以下询问。
一问张教授：“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深圳讲演中提出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是国家政府侵害私人的产权，侵吞私有财产”，而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其根据呢？他说：“我算一笔帐，我们有二千万个私人企业主，如果按照四分之一算的话，戴红帽子就是五百万，如果你戴着红帽子就注册不了经营不了，所以很多人不戴红帽子，保守算一下，20%的资产留给政府，如果一个企业有一百万的资产，那就是20亿留给了政府，那就有一万亿的资产。我这个估计过大，就算是五千万，也许过低，可能有二万、三万，我只是打一个比方。”
这就是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得出的“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结论的“根据”，而且是从“如果”、“估计”、“可能”、“比方”中得出的。
这当然是经济学家做学问的一种方法，坐在书斋里拍拍脑子，灵感冲动一来，一个“伟大的思想”就出来了。于是，我也想模仿一下张教授的做学问的方法，也从“如果”、“估计”、“可能”、“比方”这类“假设”着手，看一看结论究竟会怎么样。
“根据现有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腐败案，其国有资产流失量一般都是几百万和几千万，要远远高于张教授所说的‘一百万’，全国有多少个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估计’也不会低于‘二千万个私人企业主’这个数，‘如果’按照国资委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已经是很普遍的了’的这一说法是准确的话，那么，进行‘改制’而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企业就‘可能’不会低于这个‘四分之一’，‘比方’将全国改制了的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量加起来，肯定是会大大超过张教授的‘一万亿的资产’这个数，当然，我也‘只是打一个比方’而已。”
总之，同样用张教授的“从‘如果’、‘估计’、‘可能’、‘比方’这类假设中做学问”的方法，那么，我的结论与张教授的完全相反：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而且，我还得“自吹”一下，我的关于“现有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腐败案”可不是像张教授式的“如果”、“估计”、“可能”、“比方”这类“纯粹假设”，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举出百个案例来。
为什么我与张教授的观点会如此大相径庭呢？
我想，根本的问题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在张教授眼里，国企改革派除了卖还是卖，所以他就有这样的话：“本来一些值钱的企业可以卖，但是不敢卖，结果变得不值钱了，这是改革的目的吗？”而我则认为，“卖”决不是国企改革的惟一选择，而且更不能“一窝蜂式地卖”，我还认为，正因为在张教授式的“卖光理论”的“指导”下，一些地方的国有企业的改制，的确成了“腐败分子的最后一顿丰盛的、免费的、权力性的晚餐”。
的确，我们的社会正为一些经济学家“创造”的“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问张教授：善待谁？怎样善待？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深圳讲演中提出似是而非的怪论的确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
我想，张教授不会特意从北京赶到深圳去论证这个谁都懂得的真理。细看张教授的全文，不难明白，他的“善待”，是指特定的对象的，那就是“民营企业家”。
纯粹地谈对“民营企业家”的“善待”，依我看，亦是一个“伪问题”，它必须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讨论。若是这样，那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张教授起码是犯了“偏心眼”的毛病。
为什么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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