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代序)
经济上新的因素的发展，尤其是因此而来的制度上的变革，必然会反映到社会上，引起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和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如果这种变迁是正向的、不可逆的，那就是社会的现代化因素，可与经济的现代化因素相得益彰。但是，社会变迁不是与经济的发展同步的，它常有时滞，以至相当长时间的反向。这是因为影响社会变迁的不限于经济，还有许多其他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行为，尤其是中国专制王朝的政府，具有决定性力量。此外，家族、缙绅、地主的保守势力，宗教、礼教和社会习俗的刚性，都会附和专制主义，形成我所说的“逆流”，抑制乃至暂时扼杀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因素的发展。
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这一系列的变化，在最终或最高层次上，还要受到民族文化的制约。这里的“制约”(conditioned)有双层含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变革往往不能持久，如太平天国的许多改革以及“人民公社”制度就是这样。另方面，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先导，这种先导在思想史上称为“启蒙思潮”。从经济史角度来考察文化思想变迁，不能像文化史专家那样全面研究，我想可以集中考察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对于社会经济现代化因素的制约。这种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在西方可概括为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可概括为儒学，另外，还有个“西学东渐”问题。
文化思想变迁不是与经济变迁如影之随形，不可用经济决定论去研究。思想发展有它自己的道路。儒学的发展史，我没有知识。不过，就现代化来说，我以为儒学的现代化就在于宋代以后儒学的逐步理性化，(西方基督教思想的现代化，也是它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化。)儒学原以讲伦理道德为主，没有自己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汉儒继孔子之业，取六经以释其仁学，即汉“经学”。迨宋儒取佛老教义，完成以理为根本的本体论和以格物穷理为要略的认识论，成“理学”，这就是儒学的理性化(李约瑟称之为科学化)。明王阳明创“致良知”说，将“知”和“理”直接挂钩成一元论，使儒学进一步理性化。“致良知”说提高了个人思考价值，使人解放思想，导致16世纪颇为轰烈的反传统思想，和17世纪以“经世致用”为主题的启蒙思潮。这可说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因素的积极制约作用。然而，清代的文化专制主义的“逆流”较之社会经济上的逆流更甚。到18世纪，不但经世致用的启蒙思潮夭折无闻，整个儒学也回到“经学”的老路上去。这自然对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因素起着消极的制约作用。当然，进入19世纪，有更大的启蒙思潮兴起，同时，“西学东渐”渐居主流了。
六、本书的内容
本书是我的第三本论文集。第一本是《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内容如书名，是选入我1985年以前所作7篇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和5篇关于中国市场的论文。第二本是《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选录了我1986年至1995年所写的6篇关于市场、7篇关于中国近代化、6篇关于经济史理论和方法论的论文。明显地看出，这十年我已不再进行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已出齐)，除继续研究市场外，转而注意经济史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其中我认为比较得力的是《论历史主义》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两篇文章，两篇都经广泛转载，后者并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被选入诸如“中国科技成果”之类的记录书。我提到它们，是因为现在这本小册子中没有关于经济史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但我对这个问题仍有兴趣，有些看法是在本书附录部分，在这篇“代序”中也提到些。
本书距我上一本论文集只有三年。我已入耄耋，写不出多少东西了，连同附录，选入本书的24篇，并不都是这三年的作品。这三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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