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背了黑锅
在中国，发展经济成为首要任务，而发展经济就要首讲效率。这样，经济学家就顺势而为，从而使其的观点就对政策决策有较大的影响力，从而使经济学很快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中国经济学家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弄潮儿。可以说，经济学家的风光是时势所造。当然，这里面也有以往民众的误解和盲目崇拜。既然是弄潮儿，有处于浪锋的风光，也自然要想到处于浪谷的黯然失色。今天主流经济学家遭遇的“感情汹滥”只是因为沨济失色平本就是一个矛盾。但经济学家选择了效率。可以说，以效率为在错误的场合说了正确的话引起的。时势已变了！
四、该反思什么？
（一）中国经济学界的反思。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对这场争论的反思主要有结果：第一，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成绩是主流的；第二，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少点浮燥，多一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第三，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也一直在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和国际化而努力；第四，要提高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水平，必须采取“拿来主义”，大量引进，努力提高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教育水平。
不得不说的是，中国正面临着宏大的社会转型实践，这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巨大的实践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本就应该是问题导向型的，这是历史的需要，也是赋予这一代经济学家的责任。所以，从研究的规范化和国际化角度，批评中国经济学家学术水平是有失公允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说：“好的政策是一回事，效果怎样是另一回事。我们不得不说，从经验看来，尽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有些违反经济学准则，但它们的政策的确是很合理的。”在同样一次的采访中，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说：“如果经济的整体表现上来看，显然中国的表现是最好的，而且在东亚经济危机中也表现了高超的经济管理能力。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灵活性方面，中国的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南方周末》2005年1月5日“‘中国热’的冷思考”）。不能否认，这里面有经济学家的功劳。
（二）中国经济学界外的反思。“经济学家正在经历1992年以来的一次令人注目的学术分歧。”（李剑阁语）。但这场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界。带给我们的反思也应远远超出经济学界。相对于其它，普通民众和媒体连篇累牍，近似轰炸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主流经济学家道德沦丧，丧失了独立人格，沦为强势集团的代言人和“伴舞女郎”。为什么，昨天还是民众追捧的弄潮儿，今天却成了弃儿呢？
不是主流经济学家变了，而是这个世界变了。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政府获得民众广泛支持而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始于普通民众强烈需求，政府顺势而为，推动了历史的发展。2005年为什么如此热闹和混乱？因为，我们最初的改革近似乎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普通民众理解改革就是水涨船高，国强民富。当然人们对以效率为目标的市场化改革道路的方向有高度一致的认可。由于改革的边际效用的递减，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这种增量式的帕累托改革“似乎”走到了近头，改革也就进入了“深水区”。攻坚阶段的改革要思考如何继续“做大蛋糕”，攻坚阶段的改革更主要是思考如何“分蛋糕”。难度超过历史上任何待解之謎。因此，吴敬链发出了：“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的感叹和呐喊！中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一个严峻事实。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收入差距已经处于高水平。在此形势下，任何的星
-
注意：本网所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