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北：质疑新农村运动 衷心希望不重蹈覆辙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就会发现严重饥荒的发生与蔓延，总是和民情不能公开传播有关，因为一旦公开传播，饥荒初起时就会受到重视，而不会发展到严重的地步，象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种悲剧将不会发生。所以，与把土地当成非农“农民”社会保障工具相比，政治清明、言论自由是防止饥荒、避免饿殍的根本保障。因此，打开非农“户口农民”土地所有权死结的关键，是政治改革。可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解决户口农民问题对政治改革程度的要求并不很高。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即使不能发现几十个人饿殍的情形，数百人因粮食歉收或者因贫困而同时在同一地区饿死的情况，还是难以躲过互联网的眼睛。而中国政治再不清明，只要消息一公开，最高当局也不会怠慢，饥荒很快就能控制住。因此，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会有，但严重饥荒不会再出现。就此而言，在今天的中国，只要政府保证对互联网言论网开一面，政府就可以考虑改革把土地作为社会保障工具的户口制度，并把它作为新农村运动的一部分。

　　5.户口制度改革

　　改革户口制度以后，目前的非农“农民”才能够确定自己的职业和居住意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对“中国有多少农民”的问题提出比较“科学”的统计。随后，农村土地制度才能够改革，农民(继续留在农业的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才有了解决的基础，讨论“新农村”也才有意义。新农村运动，世界许多国家都搞过。德国、日本、韩国包括中国的台湾省都搞过。可它们在开展之前，都先调查清楚农民(包括各类农民)人数、土地面积和结构，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结构。这样的前期工作对于规定新农村运动的含义，设计政策措施以及运动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现在的情况恰恰是缺少这类的前期工作，这就不得不使新农村运动缺乏确切含义，显得空洞。可中国要开展这类前期工作，首先就得对谁是农民做出比较正确的定义。为了正确地定义谁是农民，中国首先必须改革现行户口制度，按照一定规则正式承认非农“农民”尤其住城农民是市民，按照一定规则让农民和市民的身份能够正常地互换。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开展新农村运动时面临的不同特殊环境：中国有户口制度，别国没有。在这里，户口制度改革比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更为根本。现行集体所有、私人使用的农村土地制度也许可以不改，在其上也许可以展开某种新农村运动，但户口制度不改，谁是农民搞不清楚，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都无从解决。

　　6.农业劳动者队伍建设问题

　　虽然很多人担忧中国农民太多，三农问题即使长期也难以解决，但笔者认为，任何新农村运动，都需要考虑农业劳动者的队伍问题。具体地说，现在谁在种田？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谁在种田？一方面，在许多人的头脑里，中国别的不多，农民多，种田人不缺。另一方面，我们又经常看到农村只有妇女、老人种田的报道。哪一种印象或者说法更准确？笔者偏向于后者。中国农业劳动力三亿多人，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有1亿7千万人。显然，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主要是年轻农民和成年男性。那么，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自然主要是成年女性和老年人(这里的老人可以理解成50岁以上)。如果笔者的推理大体正确，笔者的问题也就出现了：现在谁在种田？十年、二十年后谁在种田？可以设想，每一批达到比如十八岁的年轻农民都会去城市寻找工作。不管农民收入如何提高，不管新农村运动如何成果辉煌，城乡之间总有着显著差距，大部分年轻农民总要走上进城寻求就业的道路。试图通过新农村运动把农民留在农村和让农民工回流，说到底只是幻想。因此，如果其他情况不变，未来的种田人也许将是从城市淘汰下来的成年“农民”。我们知道，农业技术推广、土地整治、农民自己的组织或者政府主导的农民组织、农村权力结构等等所有农民、农业、农村问题，都和谁在种田有关。因此，在讨论新农村运动的时候，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只有正视了，作为学者，我们才可能深入探讨，才有希望提出比较切实的经济政策建议；而政府正视了这个问题，也才可能采取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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