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北：质疑新农村运动 衷心希望不重蹈覆辙
摘要：本文对林毅夫提出的新农村运动、温铁军提出的新乡村运动以及中国政府目前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质疑。本文的质疑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这些运动都缺乏明确的含义，尤其可操作的目标，而代之以某种理想的宣示。林毅夫提出的为避免通货紧缩而刺激农村内需的思路，是一种反周期的政策建议，和与经济周期无关的新农村运动不是一回事。第二，开展新农村运动的前提，是了解中国目前有多少农民。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充满了混乱。中国统计资料上的农民数据，一是以户口为标准的9亿多，一是以住址为标准的7亿多，但二者都不符合农民的经济学定义。一个户口农民，在城市已经有了长期稳定的工作，新农村运动和他没有关系；同样，一个非农的乡村居民和新农村运动也很少关系。第三，新农村运动要有明确的含义，不但需要估计到未来农民越来越少的情形，需要把城乡收入差距比作为政策目标，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包括制度变革内容。由于上亿户口“农民”不是农民，所以，任何新农村运动都必须首先取消现行户口制度，澄清谁是农民的问题，然后才能够顺理成章地开展运动。为此，中国应当放弃把土地做为非农“农民”社会保障工具的做法，以便为取消户口制度铺平道路，为农村土地制度改变创造条件。
本文质疑的不仅仅是林毅夫提出的新农村运动，也包括温铁军提出的新乡村运动，以及目前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虽然，政府如果有钱，我不反对它把钱首先花在农民身上和农村地区，但是，对于一场运动(虽然政府没有用“运动”这个词，可中国政府五十多年来搞运动的习惯，促使我暂时也用“运动”概括政府说的新农村建设。但愿我的概括是错误的)，尤其是一场首先由经济学家提出的运动，我们需要公开自由的讨论，以便更全面地考虑可能出现的困难，保证运动的成功。当然，笔者没有能够和其他学者一起，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足够的理论研究成果，是应当自责的。不过，研究从疑问开始。所以，本文拟对新农村运动提出若干质疑，以就教于各位朋友。
本文的质疑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新农村运动的确定含义是什么？
2.中国到底有多少农民？
3.新农村运动不能够回避的若干重要问题
一、新农村运动的确定含义是什么？
几十年来，我们中国没有确切定义的运动太多。这样的运动大都好开场难收场。1958年的三面红旗运动，开场时何等鼓舞人心，结果却以几千万人死于非命而不了了之；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开场时如何地宏伟和纯洁，收场时却只好等毛泽东去世。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现在快30年了，成了1949年以后中国跨时最长的运动(除了那些宣布开始但没有宣布结束的运动外)，可如何收场？恐怕现在谁都难以预测。如果说这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成市场经济，那么，早几年中国政府便到处争取别国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了，经济改革作为一场运动照理就应当正式结束了，可是在国内，笔者从来没有听说改革已经或者即将完成的官方说法。目前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五十多年里中国也搞过了若干次。每一次也是开场一片颂扬，落幕无从知晓。温铁军、我本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人在30多年前下乡，不也是为着建设新农村吗？可它的结果却一言难尽……
如今，新的“新农村”运动正在开场，我衷心希望它不蹈覆辙。但不蹈覆辙的保证需要两点：一是它的阶段性和目标明确，二是为在这一阶段达到目标的经济政策明确。就新农村运动的阶段性而言，由于它不是永续过程，而是一个为达到特定目标的短期过程(当然这短期也可以是5年、10年或更长，但肯定不能太长)。因此对它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运动的目标。如果目标具有可操作性，那么，运动的含义便明确，成功收场就是可以预期的；反之，我们就很难把握运动的确切含义，也就很难避免无法收场的疑虑。
目前，政府对新农村运动目标的正式说法是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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