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民的本质
时间:2007年03月25日 作者:中国商业评论 姜汝祥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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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民在本质上仍然是一场商业的游戏：商业机会与机会成本之间的平衡…… 作者简介：姜汝祥 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 发展是集体记忆的产物 本世纪初，安然、世通、安达信这样的巨人倒下，对美国民众的打击是难以形容的。然而，在今天看，倒下几个公司又如何呢？有时候，伤害我们最深的并不是伤害本身，而是我们对伤害的反应。 所以，美国民众很快就发现，真正可怕的不是几个大公司变坏，而是自己认为大公司不会变坏。既然如此，重新对大公司竖起“我不相信”的大旗，就成了“9·11”之后美国商业界的主流。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哪怕是GE这样的公司，公众也投了不信任票。结果是GE这样的优秀公司，韦尔奇这样一流CEO也的确存在问题，比如韦尔奇退休之后，仍旧在很多花费上继续花着GE的公款——GE为韦尔奇报销4处住宅里的电器、汽车、卫星电视费用；一些体育赛事等娱乐活动的昂贵门票费用也在报销之列；韦尔奇还享受着位于曼哈顿GE豪华公寓的使用权和相关秘书服务；甚至连日常食品、酒水、订阅报刊杂志等费用韦尔奇也不用自己掏腰包，这可是在花股东的钱呀！ 接下来，在老朋友巴菲特的建议和开导下，韦尔奇向董事会提出了修改退休福利申请，要求取消或降低额外的优厚福利。与此同时，GE对高管的监控做了大量改进。 到了2004年底，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世界级公司，都在发布监督企业管理层行为的《企业公民报告》或者《社会责任报告》。为什么？这些公司是希望通过这类报告，向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公司的发展只是良好经营环境的产物，如果公司不自觉参与建立与维护这样一个环境，想浑水摸鱼，那么结果是双输。 这就是一个商业社会的进步逻辑：声誉与利益是相关的，而声誉是由公共社会提供的产品，所以一个公司犯错，如果能够在整个公司群形成“集体记忆”，从而导致民众与公司两个利益群体都在反省，并建立制度性的变革与文化变革，这是一种多好的企业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制！ 在GE2006年的《企业公民年报》中，开篇就明确了“企业公民”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机会，与此同时，管理这种变化需要我们有责任感！ 打击坏公司并非目的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公司的企业公民评选中，实际上非常本土化与“社会化”：企业公民被当成对“坏企业”反动的一种工具。比如好的企业公民行为被界定为4个方面的指标——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对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等。 这在基点上是有点问题的，有点类似于王石所谈的结果与战略目标的关系。比如万科2014年的财务指标是1000亿元，但这是结果，不是万科的战略目标。万科的战略目标是有质量的增长，当公司追求有质量的增长，而不是追求单纯的数量增长，这时候的1000亿元就有价值了。所以财务指标可以很高，但落脚点却在机制上，这样就对了。 这也是市场经济伟大之所在。市场经济机制建立在经济人的基础上，但却并不把发大财当成目标，市场经济把个人产权的建立与自由竞争、公平交易当成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近代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的原因。并不是西方发财的欲望比我们强烈，而是不同机制使然——中国人喜欢用政治或情感的方式谋取利益，而西方人喜欢用公开的制约与平衡机制谋取利益。 这样我们就清楚了，企业公民的基点仍然是要站在“经济人属性”上，这正如GE高级副总裁本·海涅曼强调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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