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有创意的策划
“由国家组织贫困农民兴建大型新城市，用30年时间使中国15亿人中的5亿人生活在新的大都会，5亿生活在已有的大都会，4亿生活在中小城市，1亿生活在乡村。届时，‘乡村中国’将被彻底改造为‘城市中国’。
——潘维
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潘维最近在《战略与管理》撰文，提出“高速城市化”的思路，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也引起中国高层研究部门的重视。有人把潘维的构想称之为“乌托邦”，对此他本人也欣然坦承。为公共生活设计“乌托邦”正是他的志趣所在。“知识分子追求乌托邦，这恰恰是社会进步的希望。”
潘维“组织贫困农民建大城”的构想从何而来？他为9亿中国农民描绘了怎样一幅蓝图？笔者采访了这位“乌托邦”设计者。
农民离开土地，中国经济发达的惟一希望
让农民修建城市，是潘维对解决中国经济落后的一条思路。他论证其必要性：中国经济落后于他国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低，市场内需不足，以致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对外贸易。这个困境缘自一个基本现状：9亿农村人口从20亿亩耕地里找饭吃。在这种“一亩地经济”中，人均收入上不去是必然的，内需不足，工业“生产过剩”，第三产业不发达也是必然的。一旦遭遇市场机制，这种带有自然经济色彩的小农经济不堪一击，必然出现乡村破败，社会衰退，经济破产，政治动荡。让大多数农村人迅速而且安全地离开农业，从而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赶上发达国家的惟一希望。因此，推行积极的城市化政策，是中国宏观经济领域的核心任务，也是在市场经济下，迅速消灭城乡差别，保持社会团结和稳定的政治任务。
潘维高速城市化方案的前提，是农民强烈的城市化冲动。“农民要去的是大城市，中国缺少的也是大城市。只要看看每年春运期间流动的亿万农工，就知道我们欠了多少‘城市账’。”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把农民看成救济、启蒙，甚至限制的对象，就不可能发掘他们的伟大创造力。看不起农民，排斥农民，中国就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农民是现代化、城市化的主力军，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动机。如同战争年代，和平年代的政府也应当发扬组织农民、领导农民的优良传统，给贫困农民挣得尊严和荣誉的机会。否则，他们在市场时代会成为造反者的同盟军。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道路，潘维认为，在欧美、日本等四种城市化模式中，中国比较适合美国模式，即通过城市自治和先进的城市规划，给城市扩张的自由，迅速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制造城市经济效应。但与美国不同，中国城市化的条件要强得多。美国建城时缺少资本、技术和人力，可说是一穷二白，空手建城。美国的城市化甚至靠残酷的内战，解放完全没受过教育的黑奴。中国目前已有强大的工商业基础设施、垂直有效的中央政府、义务教育普及程度、惊人的“过剩”工业生产能力，以及亿万农工的城市化冲动。中国最大的缺陷是农民散漫自私，很难组织，而且不存在美国靠冒险家个人来组织城建的大环境。因此，中国的城市化靠政府主导，依赖基层政权。
“农民的城市农民建，建好城市为农民”
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潘维高速城市化方案的原则，即农民家庭以耕地、房基地权利，以及6年的劳动换取大型新城的住房。“‘耕者有其田’是我国小农社会的基石，劳动者有其屋是我国城市社会的基石。”潘维说。
他以
-
注意：本网所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