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的斯密定理：一个简单框架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考察

 
　　一、引  言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作为一个基础落后的计划经济国家，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从欠发达走向发达的经济增长过程，另一方面则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即不断深化的改革过程，而改革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在世界经济中重要性的不断加强，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将中国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对象。从目前的文献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在较早期，主要是对中国经济“为什么会高增长”的研究。这类研究又分别倾向于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的两方面特征，即一类文献集中于“改革”研究（如Naughton,1994；Mckinnon,1994；Rawski,1996；张军，1997）；另一类则强调“发展和增长”特征，注重对“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探讨（如Sachs and Woo,1994; 林毅夫等，1994；林毅夫，2002）。最近几年来，更多文献则开始利用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关注增长模型在中国经济中的实证检验、经济收敛、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动态效率变化情况、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增长率统计的可靠性等问题（如蔡肪等，2002；沈坤荣等，2002；刘强，2001；舒元等，2002；樊纲等，2002；张军等，2003；袁志刚等，2003; Rawski,2001），同时探讨一些重要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金融发展、财政分权、收入分配等等（Qian,Y. et al.,1996；谈儒勇，1999；武剑，2000；林毅夫等，2003）。此外，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变化，对这一现象寻求增长层面的解释也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张军（2002）借助Solow和Dension的基本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资本的过快积累引起的资本收益率下降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不应简单理解为短期总需求不足的结果；易纲等（2003）则从中国转轨和企业体制的特殊性入手，强调金融控制的变化对经济运行方式的影响，来解释近些年“宏观好，微观不好”的有趣现象。

　　丰富的研究文献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帮助。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不是经验观察为理论研究提供基础，而是理论研究决定我们可观察到什么”，我们注意到现有研究使用的方法主要是主流经济增长模型和一些制度经济学的思想，主流理论的一些固有缺陷决定了利用这一理论观察中国经济增长时可能产生的局限。本文试图关注的是：如何利用古典的经济发展思想来解释和评价中国的经济增长，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丰富对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的理解。

　　很显然，相对于以资源配置为中心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理论更关注于增长和发展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学，而当代经济学发展也越来越承认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如Lewis,1988；Sen,1988；Sachs and Yang,2001）。我们发现，围绕斯密定理，后经杨格（A.Young）、科斯以及斯蒂格勒等人在各自不同领域的拓展，古典经济理论形成了一条解释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完整思路。这一框架至少包括对三方面问题的研究：一是财富增长与报酬递增的根源；二是报酬递增与经济增长自我繁殖、自我实现的机制；三是这种机制得以运转的基础和制约其演进速度与方向的因素。相比较而言，新古典理论试图用规模经济的方法解释前两个问题，对第三个问题避而不谈；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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