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这个帐,我们当时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字的东西,这时候就出了麻烦,出了麻烦以后,当对方把款寄过来的时候,把本来属于我们的三万美元也给平分了,我们赶紧打电话跟他们谈,因为对方因为换了经理,人家不接我们的电话,这一来就更紧张了。当时我太太正在生病,得的病叫甲状腺机能亢进,骨瘦如柴,在友谊医院住院,情况很危险,当时马上要动手术。但那时一得到香港方面平分了我们三万美元的这个消息,我也实在顾不上,就跟她说声对不起,就带了一个同事赶到深圳。到了深圳以后,就跟人家那边电话联系,对方也可能无意的,没有一个负责人来接我们的电话。当天晚上我写了一封长信,大概有几十页,一边写一边流泪,内容就是回忆当初我们挣这个钱多不容易。当时我们公司有一个干部,来我们这里之前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当时已经是处级干部了,1939年生的,到我们公司来跑
培训。在外面跑时为了省车钱,不坐出租车,就坐公共汽车和自己走路,结果大雨天的时候,一下子就掉到下水井里,差点淹死。事后,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不就为了省那点钱嘛。还有装修机器的时候,因为房间小,不得不把机器在几个屋子里挪来挪去。这时验收就不仅仅是个技术活了,就变成体力劳动了。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叫老蔡,也是一个59年的老同志,80年代初就被评为副研了,当时的副研职称在80年代初还是很难得的。但就是那样的同事也要来回搬机器,晚上我到他家去看他的时候,他的腰一直弯着,腰就没有弹性了,真的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就把这些事一件一件的往上写,真是一边写一边自个儿流眼泪。结果写完后寄过去,结果还真起作用了,对方看了信可能还真受了感动,立刻就来人给我们调查,调查以后确实如此,就把钱就还给我们了。等我回了北京时,我妹妹来接我,说:“哎呀,王国福,回来了”,王国福是当时的英雄人物,为了革命不要家庭的一个英雄人物。
除了以上我讲的这些商业风险以外,对一个公司生存有很大威胁的还有政策风险,刚才我讲了咱们的政策老变。有一次我给朱总理汇报的时候,谈到政策风险,他还专门问了一句什么是政策风险,我就给他举一个例子,87年时,就是那次我们的机器卖的很好的那次,我们公司内部定了承包方式。谁知道大家的积极性一高,给的环境一畅通,结果到年底的时,销售情况好的不得了,承包人的奖金也高的不得了。承包的经理叫金泰贵,奖金到底有多少钱呢?6000多块钱,6000多块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我的工资是100多块钱,其他人的工资是几十块钱,你想拿到6000多块钱还了得。不仅是老金一个人,他下边还有一批人都是这么高。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当时国家定的奖金税是奖金总额不能超过月工资的3倍,比如月工资100块钱,奖金就不能超过300块钱。超过以后怎么办?要交300%的奖金税,当时就定了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况后,我们这个班子在开会时大伙就呆了。研究来研究去,有三条路,第一个是坚决照发奖金,坚决照交税,交完税大家关门,这点钱就全都交了税就完了。第二种办法,就是跟这些应该拿奖金的人交代,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想到你们做的这么好,这个钱我们一定给,过两年给,现在不能给这么多,这也是一种办法,说了话不算。第三种就是不太好的做法,拿支票去换现金,不走帐,换了现金以后,然后底下发就完了,这个就违犯了政策。其实,当时中关村大大小小的公司的工资全是这么做,但我们不能这么做,那是为什么呢?那些公司是私营和民营的,做完了以后他自己直接得到利润,而我们几个领导者在这儿当家作主是法人代表,责任出了是我们的,奖金我本人也不多拿一分钱。但这事做完以后,责任可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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