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现代化的历史“飞地”
一个不会反思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走近21世纪门槛的企业掌门人，你是否真正走出了“历史”的误区？
说市场竞争，三五句话便可概括出个说法，大致能够明了。讲企业家、老板，即企业的掌门人的行为定势和素质，好像三五百句也扯不出个头绪。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政治联系、地域联系、社会联系、心理联系、资信联系等门里门外的事一体化了。时下市场竞争使企业的生存环境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由高利到微利，由“砸砖头”到“建沙滩”，由“战国”到“鼎足”，由三百亩地百十头牛的田园，到全赢全输胜者通吃，败者心理开始能够承受跳楼了。时代变了，“知识经济”一词又把人们弄得目瞪口呆，掌门人却还在原地搞各种各样的运动，招摇报刊，抢眼炒作，掩耳盗铃。有人悲叹道：“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老板未足奇。”好像只有两条路：不是老板把企业弄死，就是企业把企业家弄死，中国企业如何办得了!“失败是成功之母”不应该是企业运营的座右铭，对这个民族来说祖上留下来的除了贫穷落后，还要废弃一些，转岗一些，其他并不很多，不是不怕输，而是输不起。
去年初我写了一篇文章叫《500强的走与来》，当时有感于四川希望集团公司分家的《刘氏家族为保卫荣誉》、《亲兄弟明算账》等上了报端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中国最大的私企分家内幕》写道：“老母亲在世时，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在四兄弟各自品行的评判上，以及兄弟利益平衡方面。”老母在世时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力量在希望的强大,此时不能分家，更说明“希望”是从传统的、民族的、家族文化中走出来的。四兄弟学工、学理、学农，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农民，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成才。计划经济的特点是政治经济、封闭经济。封闭经济解体了，那么四兄弟是否从封闭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了呢?当时“希望分家”有许多谜。时至8月，又有一文说，已分了家的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讲：“为了与国外大型饲料企业抗争，新希望集团准备赔三年”。看来年初的分家所描绘的“希望多元化”“四仙过海”等等之谜的原因之一是有人愿意赔，当然也有人不愿意赔，自然要分家。企业家是企业的人格化，企业是企业家的物化。研究企业如何走，不如研究企业及企业掌门人从哪来更确切。
现在企业的掌门人多数是从阶级斗争年代薰陶和出生，受计划经济影响成长和成才，外加上一些“中国可以说”般满堂生辉的融合和追赶。恩格斯说过：“人必然受到三种限制：历史时代、知识经验、思维能力”。其实还应加上一条：品行因素。
对掌门人来说旧体制的许多东西已经变成了他们的记忆、积淀和行为定式。大邱庄的禹作敏计划经济时就是一个推销员，而且还是“高手”，他并非真正不喜欢旧体制，只是不喜欢旧体制给他的社会地位。因某种机遇和某种原因使得地位改变之后，甚至可以在其领地“私设公堂”，成了一地霸王，禹氏人格使大邱庄体制化，禹作敏的体制人格化害了自己，也害了大邱庄。
如果说禹作敏是一个个案，品行因素比重太大，那么可以再研究一下恩格斯讲的三种限制在经济转型期间掌门人的行为定式和心理因素。归结起来主要是一条，就是企业也要打左。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特别讲了“左”根深蒂固的问题：“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5页)这段话也隐含了这一代企业的掌门人在左的环境下成长的实际，1957年至1978年二十多年，走了一条相对漫长的“左”路。真理标淮讨论后，近二十年相对种种左的干扰也没有断过，这也是掌门人进一步成长的新环境：“斗争哲学”代替经营行为。对领袖崇拜意识又制造出企业“领袖瘾”，“商场如战场”，企业经营战争化，企业营销战役化。不仅有“二十八个半式的布尔什维克”在弄潮，办“波尔布特式”的企业，还有“二十八个半比尔·盖茨”画恐龙造时代，成为知识经济的堂·吉河德。这都是左的影子，仍在操纵和影响着现代企业的掌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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