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之剑是这样磨成的（4）
时间:2007年02月10日 作者:佚名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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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点访谈》拥挤的办公室里，随处可见蓝色的大麻袋，里面是成捆成捆的信件。余伟利说，这只是最近收到的部分观众来信，其他房间还有好几麻袋，这尚不包括收到的电子邮件、传真和电话。
栏目设专人负责拆阅信件，挑选出有价值、典型性和可操作性的新闻线索予以报道，有一些转交给相关职能部门参阅处理。
然而，《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却在近年呈减弱之势。敬一丹一次向温家宝总理陈情，由于“说情”之风日盛，《焦点访谈》舆论监督量从1998年最高峰降低到2002年的17％。
“先是同学、熟人、朋友、同事来说情，后来发展到组织行为，动用他们的权力资源，发文、打招呼甚至恐吓，有时候不知为什么就播不了了，错失了很多好题材。”余伟利无可奈何地表示，这些“不可抗力”，是影响《焦点访谈》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经过两年低迷的《焦点访谈》在今年春节后赢来了转机。今年2月2日，主管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央视的一份汇报上专门批示，大意是《焦点访谈》应该成为中央电视台舆论的阵地，质量要提高，数量要增加。
4月16日，李长春到中央台看望《焦点访谈》工作人员时，更是鼓励他们“舆论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实事求是，准确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趋势，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使我们的报道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的检验，增强舆论监督的生命力。要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分析科学，把握得当，增强舆论监督的说服力。要客观公正，出以公心，多方核实情况，听取不同意见，增强舆论监督的公信力。要注重社会效果，跟踪报道，有始有终，推动问题的解决，增强舆论监督的影响力。
“我们当时在场的人都很受鼓舞！”余伟利语气中透着兴奋。
涂光晋认为，下一步重点应该落在舆论监督的质量上。“很多人觉得它的舆论监督弱了，最大问题不是数量少了，而是监督对象层级不够，老在乡镇一级打苍蝇拍蚊子，多了大家也会厌烦。”
涂教授认为，如果一个中央级媒体黄金时段的重头栏目在社会最热点、最焦点问题上未能及时、到位地报道与评析，就会偏离主流话语，长此以往，也会降低其社会影响力。
对于这些质疑，余伟利坦然地承认，在题材的广度和深度上，确实有拓展的需要，也有拓展的空间。
学者们和业界人士趋于一致地认识是：《焦点访谈》推行舆论监督虽然获得了很大成功，但进一步推进需要制度化的保障，这样才能起到真正地、持久地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目前，《党内监督条例》出台，在党的系统内对舆论监督有了制度化基础，一些地方如深圳市也制定法规对舆论监督进行保护，但全国性条文还没有。有学者建议，可以考虑制定具操作性的《舆论监督法》来予以保障。那样一来，所有的舆论监督栏目都可以很好发挥作用，《焦点访谈》也才能从“过载”状态中解放出来。
新起点有新挑战
《焦点访谈》的成功，部分来自它诞生的恰逢其时。
10年前的中国，可以说是适合一个新生媒体成长的黄金时期了。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一边是社会急遽转型和经济的突飞猛进，一边是思想的活跃和对信息的饥渴。观念碰撞，矛盾交织，社会不公，规则阙如……纷繁的时代，需要有监测社会的守望者。
事实上，中国的舆论监督并非《焦点访谈》的伴生物。早在1980年代，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纸媒体，就已把“舆论监督”的概念演绎得如火如荼。尽管早期电视方面的表现手法相对单一，一档接近于深度评析的新闻节目
栏目设专人负责拆阅信件，挑选出有价值、典型性和可操作性的新闻线索予以报道，有一些转交给相关职能部门参阅处理。
然而，《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却在近年呈减弱之势。敬一丹一次向温家宝总理陈情，由于“说情”之风日盛，《焦点访谈》舆论监督量从1998年最高峰降低到2002年的17％。
“先是同学、熟人、朋友、同事来说情，后来发展到组织行为，动用他们的权力资源，发文、打招呼甚至恐吓，有时候不知为什么就播不了了，错失了很多好题材。”余伟利无可奈何地表示，这些“不可抗力”，是影响《焦点访谈》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经过两年低迷的《焦点访谈》在今年春节后赢来了转机。今年2月2日，主管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央视的一份汇报上专门批示，大意是《焦点访谈》应该成为中央电视台舆论的阵地，质量要提高，数量要增加。
4月16日，李长春到中央台看望《焦点访谈》工作人员时，更是鼓励他们“舆论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实事求是，准确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趋势，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使我们的报道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的检验，增强舆论监督的生命力。要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分析科学，把握得当，增强舆论监督的说服力。要客观公正，出以公心，多方核实情况，听取不同意见，增强舆论监督的公信力。要注重社会效果，跟踪报道，有始有终，推动问题的解决，增强舆论监督的影响力。
“我们当时在场的人都很受鼓舞！”余伟利语气中透着兴奋。
涂光晋认为，下一步重点应该落在舆论监督的质量上。“很多人觉得它的舆论监督弱了，最大问题不是数量少了，而是监督对象层级不够，老在乡镇一级打苍蝇拍蚊子，多了大家也会厌烦。”
涂教授认为，如果一个中央级媒体黄金时段的重头栏目在社会最热点、最焦点问题上未能及时、到位地报道与评析，就会偏离主流话语，长此以往，也会降低其社会影响力。
对于这些质疑，余伟利坦然地承认，在题材的广度和深度上，确实有拓展的需要，也有拓展的空间。
学者们和业界人士趋于一致地认识是：《焦点访谈》推行舆论监督虽然获得了很大成功，但进一步推进需要制度化的保障，这样才能起到真正地、持久地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目前，《党内监督条例》出台，在党的系统内对舆论监督有了制度化基础，一些地方如深圳市也制定法规对舆论监督进行保护，但全国性条文还没有。有学者建议，可以考虑制定具操作性的《舆论监督法》来予以保障。那样一来，所有的舆论监督栏目都可以很好发挥作用，《焦点访谈》也才能从“过载”状态中解放出来。
新起点有新挑战
《焦点访谈》的成功，部分来自它诞生的恰逢其时。
10年前的中国，可以说是适合一个新生媒体成长的黄金时期了。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一边是社会急遽转型和经济的突飞猛进，一边是思想的活跃和对信息的饥渴。观念碰撞，矛盾交织，社会不公，规则阙如……纷繁的时代，需要有监测社会的守望者。
事实上，中国的舆论监督并非《焦点访谈》的伴生物。早在1980年代，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纸媒体，就已把“舆论监督”的概念演绎得如火如荼。尽管早期电视方面的表现手法相对单一，一档接近于深度评析的新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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