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领革命——迎接个人创业家时代
时间:2007年02月05日 作者:佚名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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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已经不适合用「劳资」或「劳雇」来形容，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建立起一种彼此互利的「伙伴」关系？
采访‧撰文= 卢谕纬
跟其它国家相比，台湾的失业率并没有特别高，各国同样都面临蓝领工作机会减少，白领阶级优势消失的问题。
一般所谓蓝领，指的是具有劳动技术力的员工，而白领，多半是指手提公文包，管理工厂或公司业务的专业人士。以前科技不发达，企业必须安排人力在固定的场所工作，加上人本身社会群居的需求，组织自然会变得庞大，而工作者要工作，也只有选择进入组织一途。但是因为生产工具的改进，特别是信息科技的出现，自动化、信息化的结果，使得制造部门缩减，服务部门增长，必然造成生产劳动力过剩，一旦劳动力过剩，原来管理蓝领的白领阶级，从管人变成管机器，工作型态自然受到影响，白领不会消失，但数量及优势不再像以前一样。
另一个影响工作型态变迁的原因，则在于国家政策的态度，从学理上，最好的劳资关系是双方根据我可提供的劳务价值，以及资方能付给的酬劳，协商出一个彼此满意的关系，政府只有在双方无法协调，并引发社会动荡时，才适合介入，比方说最近美西封港的事件。
但由于过去劳资双方所握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所以政府多半会基于社会公平、保护弱势的概念，介入许多社会活动中，扮演指导者、甚至是仲裁者的角色。比如劳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政府会订定所谓的劳基法，来规定基本工时、最低薪资等等，这的确照顾了劳工的权益，却也加重企业经营上的负担。前阵子争议的健保费，在政府眼中，一个人不过区区40元，但如果今天是100人的企业，每月就要多支付4000元的经营成本，数字也许不大，却会让企业重新考量人力资源的安排，更别说是工时的缩减、退休金的提拨，因此企业会开始选择外包派遣的方式，减少长雇型的企业员工数量，来规避这些劳动法规所造成的经营压力。
另一方面，随着知识流通程度的提升，产业走向专业分工，劳方的地位不完全像以往那样弱势，企业有选择工作者的权力，同样地，工作者也有选择企业的考量，现在不就有愈来愈多的企业感叹员工没有忠诚度？所以未来企业与工作者的关系，已经不适合用「劳资」或「劳雇」来形容，而是如何建立起一种彼此互利的「伙伴」关系。
然而，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我也担心社会福利是否能因应这样工作型态的改变，以前很多福利责任是在企业身上，一旦所谓自雇型工作者愈来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从更大的社会成本来思考这件事，比如说国民年金或社会保险的设计。
另外，人还是不可避免地有社会互动需求，当人从组织中解放出来，如何有足够质量的支持团体或是支持环境，让这些自雇型工作者可以保持一定的社会互动频率 ，也会是新衍生出的社会议题。
采访‧撰文= 卢谕纬
跟其它国家相比，台湾的失业率并没有特别高，各国同样都面临蓝领工作机会减少，白领阶级优势消失的问题。
一般所谓蓝领，指的是具有劳动技术力的员工，而白领，多半是指手提公文包，管理工厂或公司业务的专业人士。以前科技不发达，企业必须安排人力在固定的场所工作，加上人本身社会群居的需求，组织自然会变得庞大，而工作者要工作，也只有选择进入组织一途。但是因为生产工具的改进，特别是信息科技的出现，自动化、信息化的结果，使得制造部门缩减，服务部门增长，必然造成生产劳动力过剩，一旦劳动力过剩，原来管理蓝领的白领阶级，从管人变成管机器，工作型态自然受到影响，白领不会消失，但数量及优势不再像以前一样。
另一个影响工作型态变迁的原因，则在于国家政策的态度，从学理上，最好的劳资关系是双方根据我可提供的劳务价值，以及资方能付给的酬劳，协商出一个彼此满意的关系，政府只有在双方无法协调，并引发社会动荡时，才适合介入，比方说最近美西封港的事件。
但由于过去劳资双方所握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所以政府多半会基于社会公平、保护弱势的概念，介入许多社会活动中，扮演指导者、甚至是仲裁者的角色。比如劳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政府会订定所谓的劳基法，来规定基本工时、最低薪资等等，这的确照顾了劳工的权益，却也加重企业经营上的负担。前阵子争议的健保费，在政府眼中，一个人不过区区40元，但如果今天是100人的企业，每月就要多支付4000元的经营成本，数字也许不大，却会让企业重新考量人力资源的安排，更别说是工时的缩减、退休金的提拨，因此企业会开始选择外包派遣的方式，减少长雇型的企业员工数量，来规避这些劳动法规所造成的经营压力。
另一方面，随着知识流通程度的提升，产业走向专业分工，劳方的地位不完全像以往那样弱势，企业有选择工作者的权力，同样地，工作者也有选择企业的考量，现在不就有愈来愈多的企业感叹员工没有忠诚度？所以未来企业与工作者的关系，已经不适合用「劳资」或「劳雇」来形容，而是如何建立起一种彼此互利的「伙伴」关系。
然而，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我也担心社会福利是否能因应这样工作型态的改变，以前很多福利责任是在企业身上，一旦所谓自雇型工作者愈来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从更大的社会成本来思考这件事，比如说国民年金或社会保险的设计。
另外，人还是不可避免地有社会互动需求，当人从组织中解放出来，如何有足够质量的支持团体或是支持环境，让这些自雇型工作者可以保持一定的社会互动频率 ，也会是新衍生出的社会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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