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员对壳牌公司提供的资料进行了深度调研分析，他们发现了壳牌公司在处理平台的分析报告中的一些漏洞，比如掩盖了一些不良后果；低估了污染物的有毒性；平台上的存货数量不准确；公司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存在错误等。 抓住这些把柄，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在媒体上公开曝光时，声称壳牌公司的计划是“对环境不负责任的”，并将壳牌推向了一个无视公众环境的企业典型。 愤怒的壳牌 这一说辞令壳牌公司的高层大为恼怒，他们感觉极度的委屈： 公司花了三年的时间和上百万美元的巨资对这个处理方案进行了评估，已经充分考虑了环境保护问题；另外，至少在确定深海解决方案之前，他们没有采纳成本最低的就地拆卸的处理方法，此种方法无疑发生石油泄漏的风险是最大的，并且一旦泄漏，要控制污染的扩散几乎不可能，而海滨处理风险就小一些。 在壳牌公司针对绿色和平组织引发的抵制深海处理平台事件的讨论会上，部分高管认为这次危机是短暂的，公司执行董事海因茨·罗瑟蒙德发言认为公众的愤怒是“空前的”，但是也不过是“象征性的”。另外虽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曝光，但是英国和挪威政府官方对深海处理方案并未叫停，因此一致认为不必对原计划进行更改。 并且，在情绪的支配下，壳牌公司对绿色和平组织的声明做出反抗，并对该方案进行了辩解，试图影响舆论的方向。显然，壳牌公司对于社会舆论支持深海处理方法过于乐观了。 这种对抗正中绿色和平组织人员的下怀，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社会影响力，而不是公司的分析报告。对绿色和平组织而言，平台事件代表了工业化社会处理废料的典型方法——单方面考虑企业的利润和成本，毫不顾忌企业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在激烈的舆论冲突中，事件被人为地拔高了： 欧洲各大报纸的标题都把壳牌公司称为“对环境不负责任的公司”，消费者开始联合抵制壳牌公司的产品，在德国，人们同壳牌公司的员工发生了暴力冲突，并对他们提出了警告。 虽然事态扩大了，但是仍然没有引起壳牌高管对此事件的基本态度。 甚至，壳牌公司不顾公众反对的呼声，再次争取英国政府的许可，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于是，消费者的联合抵制再度升级，声誉的损失开始影响到壳牌公司的品牌形象。 媒体也使出浑身招数挖掘壳牌公司的“丑闻”，他们注意到，壳牌公司还隐瞒了部分事实，公司声称会产生30吨的淤泥，而实际上却有75吨；新闻界认为，绿色和平组织发现问题是合理的，因为壳牌公司捏造了事实。 公众的大声疾呼令壳牌公司大为震惊。虽然关于这个储油装置的负面报道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是公司高管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和公众对埃克森·瓦尔德斯事件的愤怒，以及其他石油泄漏事件联系在一起。 （注：埃克森·瓦尔德斯事件，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海洋污染事件。1989年3月23日埃克森·瓦尔德斯油轮在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与冰山相撞，导致大约3千万加仑原油泄漏。 由于事故发生地位置偏远，只有直升机和小船能够接近，这使得人们很难处理污染事件。阿拉斯加州沿岸几百公里长的海岸线遭到严重污染，并且由于事故发生地是三文鱼、海獭、海豹和海鸟栖息地，事故发生后，数以万计的动物立即死亡，大约1万渔民和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渔场和相关设施被迫关闭，鲑鱼和鲱鱼资源近于灭绝，几十家企业破产或濒于倒闭。当一年后原油泄漏的迹象已经很不明显的时候,原油泄漏的影响仍然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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